1950年2月，太原街头。
萧荫轩坐在面馆角落，帽檐压得很低。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兜里一分钱没有。这位前国民党19军参谋长，如今连一碗面都买不起。
他盯着邻桌食客的碗，只盼着对方能剩点汤水。
突然，一碗热腾腾的刀削面摆在面前，还配着汾酒、花生米和猪头肉。
“掌柜，你送错了。”他猛地站起，开始追问。
他怕这是圈套——新政权正在清查国民党旧官，一旦露馅，立马被抓。
“萧兄，放心吃，这顿我请。”对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抬头一看，是个黑脸大汉。
“五年前临汾，你为个名妓跟我拔枪对峙，忘了？”
萧荫轩想起来了。1945年抗战刚结束，两人在妓院争执，各自掏枪。后来知道对方是阎锡山亲信团团长杨子乘，两人当场结拜。
解放战争一打，各奔东西，再没联系。
“你怎么认出我的？”萧荫轩压低声音，警惕扫视四周。
“你的背影，还有抠桌角的习惯，这辈子改不了。”杨子乘喝了一口酒，“我也落难了，部队散了，只能躲起来。”
两碗面下肚，萧荫轩缓过劲来。
杨子乘忽然说：“江山换了主人，咱们连饭都吃不上，不如干一票大的。”
萧荫轩咬牙：“不干是饿死，干了大不了被打死，总比窝囊死强！”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拉队伍。
他们给组织起名叫“中国国民志愿军”——比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还早八个多月。
可两人都是光杆司令。
杨子乘想到一个人：杜启明，25岁，原晋军65军836团副团长。曾被解放军俘虏，因隐瞒身份被释放，正躲在稷山县老家，一心想着翻身。
萧、杨连夜赶往稷山。
找到杜启明时，他正召集地主恶霸喝酒。“你们不来，我也要动手了！”他拍胸脯，“借着过年走亲戚、看大戏，最少拉几百人。”
当时山西土改正深入，不少地主失去土地财产，恨透新政权。杜启明一呼百应，很快纠集数百人，计划攻打稷山县城，抢公安局和武装部的武器。
但他们的一举一动，早被群众盯上。
1月19日晚，薛村区委干部刘喜圣在家睡觉，听见窗外有人密谋。他跳墙而出，冒严寒跑十几里路，赶到县城报信。
杜启明带人冲向公安局时，公安战士早已埋伏好。
县长杜耀生、武装部长王怀仁闻讯赶来指挥。王怀仁想登房顶占制高点，发现梯子被人偷走。他爬上墙边大树，登上衙门楼，战士们跟着架起机枪扫射。
强攻不成，杜启明转攻县武装部——那里有上百支枪、十几箱子弹，还有一门火炮。
“不能让武器落入土匪手里！”王怀仁带警卫员小陈，揣十几颗手榴弹，抱一挺机枪，狂奔到库房。暴徒离门口不到五十米，他大吼：“打！”
手榴弹接连飞出，机枪喷火，硬是守住大门。
激战到天亮，杜启明见势不妙，下令往吕梁山逃。
消息上报省里。省军区司令员萧文玖坐镇临汾，调兵围剿。
这支“志愿军”迅速溃败。400多名暴徒被俘，杜启明、杨子乘等头目全部落网，依法处决。只有萧荫轩趁乱逃往香港。
据《新中国剿匪斗争史料》《山西公安志》等权威记载，1950年全国残留政治土匪超200万人。他们多是国民党残余、特务、地主恶霸勾结而成，不断发动暴乱，破坏基层政权。
但这些行动很快被粉碎。靠的是什么？一是人民军队快速反应，二是广大群众主动举报。像刘喜圣这样的基层干部，听到风吹草动就立刻报信，才没让暴徒得逞。
萧荫轩们以为天下还能回到从前。
他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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