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8号的深夜，保密局旗下的监牢里，两个囚犯正猫着腰说悄悄话。
其中一人神色古怪地凑近了嘟囔：“今天白晌，我瞧见那帮拿枪的在点名册上画圈，一共勾了仨，里头就有你一个。
哥们，这是上头大发慈悲要放你回家了？”
听了这话，另一人脸上没半点喜色，反倒死气沉沉地憋了半晌，才冷冰冰地回了一句：“哪是放生，这摆明了是要开刀问斩了。”
这个名字被圈起来的人，就是范纪曼。
一听“要杀人”这三个字，边上那狱友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杵在那儿半天没敢吭声。
范纪曼斜眼瞅着他，冷不丁问了个特扎心的问题：“你敢不敢跟我一块儿颠了？”
那哥们儿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哪逃得掉啊？
外头全是当兵的守着，真要跑了，那还不得被乱枪打成筛子？”
这话换成谁听了估计都会点头。
毕竟高墙上拉着铁丝网，墙根底下全是实弹，逃跑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嫌命长。
可这会儿在范纪曼的脑子里，却在飞速盘算一笔冷冰冰的生死账。
他是这么琢磨的：窝在这儿，名字既然被打了勾，活命的机会就是个鸭蛋，死路一条；可要是闯出去，哪怕外头有冷枪，只要钻进黑影里翻墙，好歹还有线生机。
零和大于零怎么选，这事儿根本不用动脑筋。
拿定主意后，等到后半夜，阴森的牢房里猛地传出阵阵惨叫。
范纪曼捂着肚子满地打滚，扯着脖子喊：“老徐班长，我这肚皮疼得翻江倒海，行个好，给弄点药成吗？”
边上那个没胆子跑的狱友倒也仗义，帮着一起扯嗓子喊肚子疼，给他打掩护。
值班的看守徐班长从睡梦中被吵醒，心里别提多烦躁了，嘴里嘟囔着“真是屁事多”，可手脚倒还算听话，转身去储藏室翻药箱。
就在老徐刚跨进储藏室门槛的那一刻，范纪曼又在那头嚷嚷开了：“徐班长，我憋不住了，得先去趟茅房！”
老徐压根儿没往歪处想，随口扔下一句：“赶紧去，快去快回。”
等徐班长拿着药瓶子磨蹭到茅房门口时，耳朵里一点动静都听不见。
就在那一刻，老徐周身的汗毛全竖起来了——粪坑边上连个鬼影都没有，范纪曼早就没影了。
这事儿打眼一瞧，简直跟听书一样离奇。
一个要枪毙的重刑犯，临死前就凭一句“闹肚子”，居然就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溜了？
那带班的不仅不盯着，还乐呵呵地跑去抓药？
这事儿太不合常理了。
可要是你仔细抠一抠范纪曼被抓前后的那些经历，你就会明白，这场瞅着挺轻松的越狱，其实是他用了十几年的心理博弈，精准踩中了对手的组织死穴。
咱们把话头往回拉一拉，看看这范纪曼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那些特务眼里，范纪曼绝对是个惹不起的“大人物”。
抗战那阵子，他就已经混进了军统内部。
等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他更是八面玲珑，不仅摸进了国防部二厅的门槛，头顶上还顶了个代理少将的乌纱帽。
这层身份在当时简直就是一张通行证。
那会儿国民党划拉出的不少禁区，旁人连靠近都难，范纪曼却能像逛花园一样进进出出。
他甚至大模大样地溜进蒋介石在厦门的行辕，把里头的布防图画得详详细细，然后再神态自若地撤离。
老蒋打算战败后退守台湾的算盘，范纪曼摸得透透的，一转手就把消息送到了地下党手里。
所以说，等1949年范纪曼倒霉暴露被捕时，局势变得极其荒诞。
把他供出来的是个叫沈寒涛的，这人以前给党里传过信，可偏偏心太大，把范纪曼早年送他的书随手搁在桌上，结果被特务给盯上了。
沈寒涛没扛住那顿毒打，这才把范纪曼给咬了出来。
中统那边跟闻到肉味的狗似的，立马动手抓人。
可这时候，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老毛病又犯了。
跟范纪曼私交不错的军统头子陈恭澍听到信儿，头一个反应就是：扯淡！
这绝对是弄错了！
他甚至扯着嗓门放话，坚决不准保密局胡乱抓人。
中统那帮人一门心思只想捞功劳，哪管你陈恭澍的面子，硬是把人给关了进去。
瞅着那帮凶神恶煞的中统特务，范纪曼使出了一记妙招——他比抓人的还得理不饶人，火气发得更旺。
他心里明白，眼前这些当差的都是看守所的小卒子，而自己身上还披着那件“少将专员”的皮。
只要保密局没死死攥住铁证，他这个将军就是实打实的。
于是，牢房里出现了滑稽的一幕：那些抓人的小警员对着这位“少将”又是赔笑又是赔罪，生怕得罪了这位随时可能翻身的爷，还特意腾出间条件好的屋子供着他。
在被关的那段日子里，由于保密局一直没拿到能定生死的证据，案子就这么悬着。
看守所的警员们闲着没事，居然天天陪着这位“共党嫌疑人”摸牌下棋。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逃跑那天凌晨，徐班长对他压根儿没起疑心的原因。
在徐班长的潜意识里，范纪曼哪是什么亡命徒，分明是个脾气臭、规矩多、迟早要官复原职的老上司。
长官说要拉稀，除了赶紧去寻药，自己还能怎么着？
这一切，全在范纪曼的算计里。
说实在的，这种在刀刃上算账的能耐，范纪曼早在多年以前就练得炉火纯青了。
早在1932年，范纪曼就玩过一回更大的。
那会儿他表面是个搞艺术的，外语溜得很。
陈恭澍对他的水平那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跟上头夸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末了，陈恭澍还主动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自己干？
缺什么只管开口。
面对这根递过来的橄榄枝，范纪曼面前摆着两条路。
推了？
倒是稳当，可也失去了打入敌后的机会。
接了？
那可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稍有不慎就得掉脑袋。
可范纪曼最后还是应下了，因为他一眼就瞧见了危险背后的惊人收益。
他当时在心里盘算了两个大招。
头一笔账，是为了救战友。
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曹策被军阀关在草岚子胡同，正愁没路子救人，陈恭澍这个承诺简直是瞌睡送枕头。
第二笔账，是为了摸情报。
陈恭澍压根不晓得他的真底细，只要能把这主儿稳住，军统的秘密往后还不是随便看？
于是，他顺着话茬对陈恭澍说：“巧了，我有个表弟叫曹策，前阵子被军阀给扣了…
您看这事儿？”
陈恭澍立马拍响了胸膛：“多大点事，只要你把东西译出来，你家亲戚我肯定保出来。”
就这样，范纪曼不仅把机密情报多抄了一份送出去，还顺道把同志从虎口里捞了出来。
虽然后来因为接头人出事让他也跟着蹲了回大牢，但那种闯龙潭虎穴的胆量，一直没丢。
回头再瞅1949年那个黑夜。
范纪曼翻过那道不怎么高的篱笆墙时，老徐正拎着药瓶子往回赶呢。
等徐班长发现人跑了，开着车跟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时，范纪曼早就消失在茫茫夜色里了。
他跑出来后一点儿没慌，冷静地找到了接应人冯和法，通过这条线挪到了个绝对安全的地界，一直潜伏到上海变了天，才重新归队。
大伙儿总觉得特工能活下来是靠运气，或者光凭一股子狠劲。
遇着危险，没胆识的人只盯着眼前的枪口，范纪曼算的是生还的概率。
面对审讯，普通人只觉着刑具吓人，范纪曼却瞧出了国民党内部的官僚病和派系斗争。
老蒋手底下那帮特务抓对了一切，可到头来还是在那两件事上打了眼：
头一个，他们以为给个大官当当就能磨掉共产党人的骨气；
再一个，他们自己那一套官僚作风、欺软怕硬的组织烂摊子，终究成了困死自己、放走对手的巨大漏洞。
这样一个从根子上就烂掉的体制，能抓得住范纪曼才叫怪事，更别提想赢下整场棋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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