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8日傍晚，南宁城头的灯光刚被点亮，张云逸站在省政府二层阳台，眺望邕江微漾的水面。新中国成立仅四个月，他已兼任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员，多重担子压在一个花甲老人肩头，却激起他更多的干劲。脚下这片南疆土地山河纵横、民族杂居，旧疾累累，若不能尽快理出头绪，光复不过是空壳。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人手短板”。广西全境解放仅两个月，省城登记在册的共产党员还不足三千。张云逸取出厚厚通讯录，一笔笔圈出红七军旧部、广西籍干部，“让懂乡情的人回到乡土。”短短半年，红七军老战士、陕北公学学员、华东军政大学毕业生陆续抵邕，成为各县骨干。有意思的是，不少新到任的年轻人刚落脚便被送进桂林临时开办的革命大学“回炉”，张云逸亲自讲课，谈剿匪也谈修路，“心要向广西，脚还得踩在课堂”。
干部稳住，枪声却未停。白崇禧预伏的三万余人加上土匪武装，把瑶山、十万大山搅得不得安宁。1950年4月，广西军区司令部挂出一幅四米长地图，蓝笔圈出匪区，红箭头显示合围路线。张云逸叮嘱作战处：“剿匪与安民同步，民族政策一条不能少。”七个月后，11万匪患被拔除，剩余流窜匪不足五万。距离中央限定的1951年“五一”清零目标，仅剩五个多月，压力山大。张云逸没有追剿“捉迷藏”，而是在瑶、苗、壮三族地区推广自治试点；当土匪发现失去滋生土壤，自行解散者骤增，最终如期完成任务。
匪乱既平，路网成了迫切难题。彼时广西铁路里程不足五百公里，且多为断头线。张云逸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抢修柳邕铁路并向南延伸。信中他写道：“没轨无以运粮，无线难谈工业。”信发半月后收到批准。1950年10月柳邕线动工，须建七十余座桥梁、一百多个涵洞，技术员直摇头。张云逸干脆把铁路工区划给各地支援队，“自家路自己修”。五个月后，列车汽笛在邕江畔回响。1955年，黎湛铁路贯通，广西第一次借钢轨触到南海。
交通稍解，金融又乱。各色旧币、银元仍在部分山区流通，物价难稳。张云逸当众宣布：人民币之外一律禁用。短短两周，米价从一千三百元跌回七百元，商贩服气，财政收入也有了来源。
就在大事渐次有序之时，“省会去哪儿”引发新争论。桂林文化底蕴深，柳州工业基础硬，南宁却人口不过十一万、街巷多泥。省委会上意见分裂，民主人士几乎一边倒支持桂林。会后毛泽东来电一句话：“南宁有前途，听张云逸意见。”张云逸据理陈述：南宁居中南亚陆路要冲，且距海口仅百余公里，军事与贸易皆可兼顾。1951年初，广西省会正式迁回南宁，外界质疑声铺天盖地，他只淡淡一句：“十年自见分晓。”
要想十年见效，“出海口”是关键。那时钦廉地区隶属广东，港湾水深却荒凉。1952年春，张云逸专程去广州拜会广东省主席叶剑英。“老帅，广西无海，难展身手，可否让钦廉归我？”叶剑英爽朗大笑：“国防一体，何拘小节！”两人一拍即合，华南分局随即上报中南局，钦廉划归广西并改名钦州专区。自此，广西获得一千六百公里海岸线，后续的北海、钦州、防城港皆由此起步。
同年，过度劳累让张云逸倒在病榻。4月3日，毛泽东亲笔信送到床边：“作半年修养计划，安心调治。”妻子韩碧劝他就医，他仍惦念铁路和海港。最终在中央多次催促下，他才赴苏联疗养。1953年回国后留京工作，却仍隔年回广西一次，查看铁路运量、港口疏浚、民族地区学校招生。每次返邕，老兵们总急忙迎上：“张主席回来了！” 他挥手笑道：“广西好，比我身体好就成。”
1955年9月授衔典礼上，周恩来将大将军衔状递到他手中，他沉默许久才轻声道：“荣誉归红七军。”毛泽东告诉在场人员：“百色起义的星火能燃遍南疆，这位老同志功不可没。”
晚年定居北京，他仍牵挂八桂。南宁吴圩机场征地受阻，他七旬之躯亲赴现场，拉着乡亲解释：“这条跑道，不只为吴圩，也是给全广西、给全中国。”1962年11月，飞机滑翔升空，他在塔台默默注视，直到远处机身化作一点银光。
1974年11月19日，这位把海南口音、右江乡音与粤语悄悄混在一起的老人安静离世。广西的山河早已被铁路、公路与海港串成脉络，南宁亦从边陲小城拓展为绿树成荫的首府。回想24年前阳台上的那道佝偻背影，人们忽然明白：所谓“老骥伏枥”，并非暮气沉沉，而是在沧桑中依旧能看到天边的远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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