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比斯的“悖论脑”与“阴阳脸”——《哈萨比斯：谷歌AI之脑》阅读随想|人工智能|哈萨比斯：谷歌AI之脑|哈萨比斯：谷歌ai之脑|康德|悖论|马斯克

这本故事性（好看度90%）和哲理性（深刻性80%）深度融合的传记作品，不仅讲述的是一个技术天才崛起的故事，更是关于科学崇拜、技术至上、商业冲动、资本诱惑与人类终极命运的哲学思辨。

关于本书 | 出版社：湛庐文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作者 | [美]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译者 | 周建工

文 | 田涛华为管理顾问《在悖论中前进》作者

图片 | 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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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有一种基本律动：我们既是客观规律的敬畏者，又是生存秩序的构筑者。然而，当人工智能（AI）以一种绝对逻辑主义的姿态介入现实时，悖论的铁律正以充满冷色调的图画，横亘在人类面前：我们的雄心勃勃或野心万丈，是天使降临，还是在释放魔鬼？是拯救，还是毁灭？或者是天使与魔鬼共舞探戈？

这是我在阅读《哈萨比斯：谷歌AI之脑》时，涌浮在头脑中的一道闪电。这本故事性（好看度90%）和哲理性（深刻性80%）深度融合的传记作品，不仅讲述的是一个技术天才崛起的故事，更是关于科学崇拜、技术至上、商业冲动、资本诱惑与人类终极命运的哲学思辨。

我们当下面临的困境，不是一场能够轻断胜负的厮缠，而是一场关乎文明底色的深度对弈。

从反抗自然到重塑“上帝”

在东西方文明的共同叙事中，人类的起点伴随着一种关于“局限”与“超脱”的辩证。为了对抗自然的奴役、荒野的恐惧与生命的无常，人类在精神世界创造出“造物主”的意象，试图在一种至高无上的秩序中寻找生存的庇护与意义的支点。这种对绝对力量的渴望，本质上是人类为了反抗肉身的脆弱与智力的平庸，而进行的一场漫长的“文明建构”。

我在《理念·制度·人》一书中，曾探讨过关于文明逻辑的隐秘驱动力：人类文明的起源，根植于一种深邃的自卑与恐惧。为了对抗对自然的无力感，人类构建了宗教、法律与复杂的社会组织制度。在漫长的中世纪和古典理性主义时代，那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不仅是灵魂的避难所，更是人类为了反抗荒野的奴役、寻求确定性的生存秩序而建立的一种精神灯塔。

然而，在今天这个由代码与算力构成的时代，某种异化正在发生。人类似乎试图通过算法，在物理世界“重塑上帝”。这种重塑，本质上是人类试图从“被动的救赎”走向“主动的接管”。

这种接管的意志，在本书主角哈萨比斯的身上得到了最极致的体现。作为当代人工智能的核心推手，他提出的那句著名口号——解决智能，然后用它解决一切，具有一种令人屏息的线性简洁，但也显露出一种工具理性的傲慢。

人类文明史的背影里，始终潜藏着螺旋式悖论：我们最初试图通过塑造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来对抗无常世界的严酷，后面又试图通过科技的力量反抗“上帝”的奴役：“上帝死了”，“大写的人”终于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在今天，在人工智能呼啸而来的时代，人类是否在与“旧上帝”对抗、企冀自己做自己的“上帝”的同时，正在迎来一位全知全能的“新上帝”——AI上帝？我们是否正在建立一座更精密的、由算法定义且难以逾越的人类新囚笼？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自大史和卑微史，创造史和破坏史，喜剧史与悲剧史，线性史和悖论史。

康德的“阴阳脸”与哈萨比斯的“悖论脑”

哈萨比斯是一位天才神经科学家，这位DeepMind掌门人长着一张“绝顶聪明”的脸，在他的英文版传记的封面上，这张脸被赋予了复杂的内涵：模糊的脸，梦幻的脸，迷茫的脸，动漫的脸，变戏法的脸，神性的脸与魔性的“悖论脸”：一张充满悲悯色彩的“碳脸”背后，奔腾着“The Infinity Machine”（无穷的机器）的“超脑”。

哈萨比斯是一位坐在“饱经风霜的木桌旁，油漆剥落的椅子上”的凡人哲学家，又是一个企图“理解宇宙的奥秘，解读神的思想”的超人科学家。如何认知这位哲人与“超人”的科学立场、创造动机，以及他的混杂着谦逊与傲慢、坚持与妥协、崇高与世俗的“阴阳脸”“悖论脑”，本书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告诉读者，我们必须溯源塑造他的价值观和人格的哲学源头。

进一步讲，要理解哈萨比斯及其“共谋者”群体，理解当前这场由技术逻辑主导的文明变异，我们需要回溯到200年前的伟大哲人伊曼努尔·康德的身旁。哈萨比斯是康德思想的忠实信徒。康德曾为人类的精神结构勾勒出了一张极其深邃的“阴阳脸”：阳面是冷峻的自然法则，是“人为自然立法”的理论理性；阴面是神圣的自由意志，是那份不可量化的道德律令。

在康德那里，这张脸的完整性与悖论性，既守护了科学探究的确定性，又捍卫了人之为人的崇高性。它提醒我们，人类不仅生存于一个受因果律驱动的物质世界，更栖息于一个由目的、价值与责任构成的意义世界。

然而，观察当下的人工智能浪潮，我们不难发现，“康德均衡”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坍塌。这正是“AI之父”辛顿的困顿和焦灼所在，正像爱因斯坦、奥本海默们20世纪中叶关于“蘑菇云”的灵魂的“罪与罚”一样，辛顿、哈萨比斯、奥尔特曼等人，以及70多年前的“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包括那个在人工智能的“毁灭警告”和“胜利预言”的两极来回摆荡的马斯克，他们都是科学至上主义者，也是技术道德与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者。在这层意义上，他们都拥有一副“阴阳脸”和“悖论脑”，与哈萨比斯相同，他们也大多是康德哲学的拥趸。

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康德“理论理性”的科技化产物。它代表了阳面力量的绝对扩张——通过海量参数、算法规整与算力堆叠，它构建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逻辑闭环。但这种力量的崛起，也许是以牺牲非理性的“阴面”为代价的。它能精准地计算星辰的轨迹，却无法理解“牺牲”背后的道德律；它能模拟出最高效的社会运行参数，却对“自由”这一支撑文明进步的必要假设缺失感悟。

我们正面临着硅基脑对碳基脑越来越猛烈的大规模侵略，碳基脑对硅基脑越来越表现出抵抗的乏力和臣服。那个由键盘主宰的、冰凉的机器世界，正以空前独裁者的姿态，碾压着我们这个悲欣交集、充满灰度与温情的生命世界。

OpenAI的幻想到现实主义的妥协

这场人工智能的大剧中，嵌套着一曲理想主义的幻生与幻灭的泡沫剧。

2015年OpenAI的诞生，在硅谷的话语体系中曾带有一种古典的拯救色彩。山姆·奥尔特曼与埃隆·马斯克最初的集结，原本是一个试图在资本丛林中开辟非营利“净土”的尝试，旨在确保技术的演进不脱离人类安全这一底线。然而，理想主义的防线在资本的侵袭面前，显得异常脆弱。

马斯克从OpenAI的离场，表面上是个人话语权的争夺，本质是观念的歧见与决裂。他在言论上维持着对AI风险的警示，但在行为上，呈现的却是一种对技术背后的商业与资本价值的赤裸执迷。人类在面对足以改变文明进程的力量时，本能的控制欲往往会盖过道德上的远见。

哈萨比斯的“转身”，是更为典型的在“技术拯救者”与“资本妥协者”角色之间来回拉锯与挣扎、合流与抵抗的案例。作为跨越棋坛、游戏与神经科学的天才，哈萨比斯思想的底层带有深刻的“模型化”色彩。在他眼中，无论围棋的胜负，还是生命的蛋白质结构，本质上都是可以被拆解、被优化的信息博弈。

哈萨比斯选择将DeepMind并入谷歌，是他的一种现实主义权衡。他深知在没有庞大数据中心与算力支持的前提下，最顶尖的科学洞察也难以跨越从实验室到现实的鸿沟。但当他为了换取“改变世界”的杠杆，而交出科学创造与技术创新的“主权”时，DeepMind便不可避免地被搅进大厂的市值博弈与商业扩张的冰冷棋盘之中。

在追求科学的纯粹性和资本的碾压面前，哈萨比斯表现出的人格撕裂——既是加速AI进化的推手，又是试图在技术黑盒上贴上禁令的守门人——代表着当代技术精英们普遍面临的精神困扰与哲学困境。

悲兮？幸兮？当下无解，未来是“黑洞”。

“算法统治”时代的抵近与当下的博弈

当理想主义的防线在现实面前逐渐退却，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纯粹的技术跃迁，而是一场由多重力量共同驱动的结构性合围，是由科学崇拜、技术至上、商业冲动、资本诱惑与人类终极命运这五个维度交织而成的混沌博弈。

首先是“科学崇拜”与“技术至上”的深度合流。这种崇拜在哈萨比斯身上得到了最极端化的表达。他那句“解决智能，然后用它解决一切”的宏愿，本质上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技术决定论”。在哈萨比斯的视野里，无论是生命的微观奥秘，还是文明的宏观困境，最终都被简化为可搜索、可计算的数学命题。这种思维在带来效率巅峰的同时，也在将人类数千年文明沉积的智慧光谱，解析成大模型中的概率分布。当“万物皆可数据化”成为一种新信仰，效率便成了唯一的度量衡。在这种逻辑下，人不再是目的，而逐渐演变为一个可以被量化的、随时可以被优化的“参数”。

随后是“商业冲动”与“资本诱惑”的狂野共振。哈萨比斯的技术大梦最终依附于谷歌的版图，正如同OpenAI投身于微软的怀抱。这指向了一个冷酷的事实：资本正轻而易举地将技术理想驯化为利润与市值的工具。资本的短视天性正在绑架科学的严谨与人文的审慎，使整个技术进程如同一辆没有刹车的飞车，其方向盘正从人类手中滑向那些不具备道德感知能力的算法。

五重博弈的交汇处，是人类的终极命运。在过去的科技革命中，蒸汽机延伸了体力，计算机延伸了算力，但人类始终握有对“意义”的解释权与把握力。但在当前的AI狂潮中，面向未来，人类的命运之钟会怎么响起：丧钟？喜钟？喜丧共鸣？

达沃斯阴影，与技术治理“非人类化”的偏移

在2026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大嘴”马斯克发出预言：AI不仅是效率的工具，更是一种足以重构物种边界的“超自然”力量。技术被马斯克这样一群“外星人”赋予了某种不可违抗的“神启”色彩。

当“外星人”们、“超人”们、AI治理者们试图利用算法去追求一种“崭新世界”时，原本鲜活、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个体或群体，极易被粗暴定义为符合逻辑、没有主权的“生物数据插件”。人类的尊严、情感以及那些不可预测的创造力，在算法看来往往是需要被规整的“噪声”。

这正是一幕正在加速发生的“将人类推向非人类”的生存前景。

这种偏移并非仅仅源于“技术决定论”者们的某种“暴力剥夺”，而是始于一种集体性的、追求舒适的大众盲从。当算法比我们更精准地预测欲望，当机器代替我们判断是非，人类社会实际上正在经历一场精神主权的撤退。

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我们被数据喂养，被“二进制”驯化；我们贪恋算法秩序，将生命解释权完全让渡给技术。终了，“算法之神”将人类文明带入暮昏夕景，带入0与1的Machine（机器）轮回——无比平庸、无比猥琐、无比“小写”的人类新时代。

亲近休谟，走近苏格兰与英格兰

质疑与抗拒之声，最早发端于英伦半岛。

为什么是英国？图灵是英国人，哈萨比斯是英国人，在人工智能的近百年演进史上，这两位“一头一尾”的英国科学家，是两尊“狮身人面像”，两位莎士比亚笔下“活着，还是死去”的乐观与悲观情绪缠织、纠结的科学哲人。这与硅谷、美国那些科技“大神”们形成了鲜明反差，后者普遍更激进和更乐观，少数人又更保守和更悲观，但都缺少“英式”的灵魂冲突。英国的精英阶级普遍有一种哈姆雷特气质。也许，这也是DeepMind被谷歌、被美国人收购之后，它的创始人哈萨比斯依然固守在相对安静的伦敦、远离喧嚣的AI热土——硅谷的原因之一。《哈萨比斯：谷歌AI之脑》中对此有很精彩的描述与评论。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伟大的英国哲人休谟。准确地说，他是苏格兰哲学家，但他对西方和世界文明的影响无远弗届。2017年10月的一天，我和夫人一大早从酒店出发，步行前往位于爱丁堡皇家英里大道的大卫·休谟的雕像前，这是我一年中的第二次瞻仰。细雨霏霏中，休谟赤脚坐着，右手持书，低头沉思，神情淡然。我们也未免俗，和其他游客一样，摸了摸大师锃亮冰凉的脚趾，又在雕像前合影留念。

接着，我们走进距雕像最近的一间咖啡屋，临街而坐。绛红色的遮雨篷下，我与夫人品着香气四溢的热咖啡，眼睛不时地扫向近处的休谟，还有不远处的亚当·斯密雕像，以及稍远处的圣吉尔斯大教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组合、悖论设计啊——宗教、哲学与商业浑然一体，信仰、怀疑与世俗浑然一体！天才的设计师！天才的苏格兰思想家群体！什么是天才？天纵之才啊……我的大脑在那一刻天马行空。

咖啡喝毕，已是午后，瞬时间又是阳光灿烂。我再一次走近休谟，他的表情依然淡漠。心理因素吧，阳光下休谟的面孔多了一丝“世人皆狂我独醒”的冷讽。

那天晚上，我在爱丁堡大学有一个讲演。一个小时的主题演讲结束，提问环节的中间，有位老教授发问：“您怎么看人工智能对人类未来的影响？”，那一瞬间，我的头脑涌现出了休谟的影子，因此，我的回应也带着休谟的味道。那一天和那一刻之前，我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前景总体上持有乐观主义、技术进步主义的认知，这在我2017年和之前几年的一系列著述、讲演中都有零散表达。但在2017年10月，爱丁堡大学的那个寂静夜晚，我的观点更偏于质疑和悲观。

8年过去了，AI越来越呈现出狂飙突进之势。在千军万马拥抱AI的汹涌大潮中，撕裂的人类可能不仅仅需要回到“悖论哲人”康德的身边。也许，我们更需要走近冷冰冰的哲人休谟，亲近休谟，理解休谟，从而对某些所谓进步、乌托邦幻影多点警惕与怀疑精神。

行笔至此，不由自主地要感谢本书作者马拉比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他在向读者呈现一位科学天才的传奇成长史之外，也时刻以“旁观者”的超然立场警示人类：天使翩翩起舞时，魔鬼也会从天而降。

2026.1.30—2026.2.2

于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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