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堰守淮，湖焕新颜：洪泽湖的变迁之路|古堰|水系|洪泽湖|淮河|黄河

在淮河下游的苏北平原上，洪泽湖如一颗温润的碧玉，镶嵌在淮安、宿迁两市之间，作为我国第四大淡水湖，它承载着千年的自然演化与人文印记。

不同于天然湖泊的原生肌理，洪泽湖的变迁，是自然力量与人类活动交织的杰作 —— 从零散的浅水湖群，到人工塑造的 “悬湖”，再到如今水清鱼跃的生态名湖。

贯穿这一切的核心地标，便是洪泽湖大堤，这座被誉为 “水上长城” 的千年长堤，既是防洪屏障，更是江淮治水史的活化石。每一个阶段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诉说着淮河与江淮大地的共生故事。

洪泽湖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的淮河下游湿地。先秦至两汉时期，这里尚未形成统一的大湖，而是由一系列零散的浅水湖沼、洼地组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富陵湖，此外还有破釜塘、白水塘等大小湖群，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淮河右岸，是淮河洪水的自然调蓄区。彼时，淮河独流入海，河道深阔通畅，受海潮顶托，潮流可上溯至今日洪泽湖区一带，洪水季节，这些湖沼洼地自然蓄水，洪灾记载寥寥无几，沿岸水草丰美，渔猎兴盛，成为先民繁衍生息的宜居之地。

两汉以后，破釜塘的名气逐渐凸显，成为这一区域最主要的湖泊雏形。东汉建安五年（200 年），广陵太守陈登主持修筑了长约 30 里的捍淮堰（即洪泽湖古堰的最早雏形，后世亦称高家堰），用以抵御淮水东漫，保护沿岸农田，这是人类主动干预洪泽湖水系的里程碑式工程。隋代，这里被称为洪泽浦，“洪泽” 之名自此初见端倪，寓意 “洪水汇聚、润泽一方”。唐代，正式定名洪泽湖，此时的湖泊面积尚小，以自然蓄水为主，捍淮堰也延建至周桥一带，先民开始依托古堰与湖沼资源兴修水利，在盱眙一带修建破釜塘灌区，在宝应、淮安等地修建白水塘、石鳖屯等水利工程，用于农田灌溉与航运，开启了人类与洪泽湖、古堰深度互动的序幕。这一时期，洪泽湖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态的本真，湖水清澈，生物多样，与周边农田、河道、古堰构成了良性的水文生态系统，成为江淮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北宋时期，洪泽湖仍以分散湖群为主，但随着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人类对湖泊和古堰的改造力度逐渐加大。北宋年间，为避开淮河干流的航行风险，先民在淮河右岸开凿沙河、洪泽新河、龟山运河，进一步疏通了洪泽湖周边的水系，古堰也随之加固，此时的洪泽湖与大堤，已成为连接淮河与京杭运河的重要枢纽，见证着江淮地区的商贸繁荣。

洪泽湖的命运转折，始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这一年，黄河南徙，经泗水在淮阴以下夺淮河下游河道入海，淮河失去天然入海水道，河水在盱眙以东地区潴积，原本零散的富陵湖、破釜塘等湖群被洪水连通、扩容，逐步形成了连片的大湖，洪泽湖的雏形就此奠定，而古堰也因洪水压力被迫不断延伸、加高。此后四百余年，黄河主流在淮河下游河道间反复变迁，大量泥沙随黄河水涌入淮河，导致淮河下游河床不断淤高，湖水宣泄不畅，洪泽湖的面积持续扩大，水位逐渐抬高。

明代，洪泽湖与大堤的变迁同时进入关键阶段。永乐年间，陈瑄 “增之以固淮”，古堰更名为 “高家长堤”；万历初年，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淮河与京杭运河，提出 “蓄清刷黄”“束水攻沙” 的治水方略，核心举措便是大规模加高高家堰（洪泽湖大堤）。

高家堰原本是阻挡淮河洪水的简易堤防，经潘季驯主持加固、延伸，形成绵亘数十里的防洪屏障，将淮河来水牢牢锁住，使洪泽湖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工水库。这一举措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黄河泥沙淤积的问题，保障了京杭运河的通航，但也让洪泽湖的水位进一步抬高，湖底高程逐渐高出东侧平原 4 至 8 米，成为名副其实的 “悬湖”，而大堤也开始采用直立条石砌筑防浪墙，108 道弧形弯道的设计，可有效消解湖浪冲击力，堪称古代水利工程的巅峰之作。清代延续这一工程，历经康熙、乾隆年间的持续扩建，大堤全长最终达 70.4 公里，耗用千斤条石逾 6 万块，林则徐也曾身着孝服督办大堤抢修，留下 “林工” 石墙的遗迹；周桥大塘等溃堤遗址，至今仍记录着历代抗洪的艰辛。

清代，洪泽湖的 “悬湖” 特征愈发明显，水患频发。由于黄河泥沙持续淤积，淮河下游河床不断抬高，洪泽湖湖水难以宣泄，只能依靠高家堰（洪泽湖大堤）上的减水坝和运河上的归海、归江各坝分泄洪水，每遇汛期，洪水泛滥，江苏里下河地区往往一片汪洋，百姓流离失所。清咸丰元年（1851 年），黄河决口于砀山，东溢六塘河，洪泽湖水位猛涨，礼坝被冲决，自此淮河由入海为主改为入江为主，洪泽湖的水文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清咸丰五年（1855 年），黄河北徙山东，结束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夺淮历史，但留给洪泽湖和大堤的，是淤高的黄河故道和紊乱的水系，淮河依然没有天然入海水道，洪泽湖的水患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此后，清代历任官员虽延续潘季驯的治水思路，不断加固洪泽湖大堤、疏浚泄洪河道，但由于国力衰退、治理乏力，洪泽湖的水患始终难以根治，湖泊面积在洪水与淤积的交替中不断波动，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洪泽湖与大堤的治理陷入停滞。1931 年，当时的政府制定 “导淮工程计划”，试图解决淮河出路与洪泽湖治理问题，但工程实施寥寥，便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工。1938 年，花园口决堤，黄河再次南泛，历时九年才回归原道，淮河下游水系被进一步冲淤破坏，洪泽湖的生态与洪泽湖大堤的水利设施遭受重创。这一时期，洪泽湖既是水患的重灾区，也是沿岸百姓赖以生存的依托，渔民以湖为家，从事捕鱼、养殖等生产活动，但粗放的利用方式，也开始对湖泊生态造成初步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淮河治理与洪泽湖保护，开启了洪泽湖历史上最系统、最彻底的治理历程，洪泽湖也从 “水患之源” 逐步转变为 “安澜之湖”“生态之湖”，而洪泽湖大堤则经历了五次大规模加固，完成了从传统防洪堤到现代水利遗产的转型。

建国初期，根治淮河成为国家重点工程，围绕洪泽湖，一系列水利工程相继建成。三河闸、二河闸、高良涧进水闸等大型水利枢纽的建成，与加固后的洪泽湖大堤构建起洪泽湖完善的防洪、灌溉、航运体系，彻底解决了洪泽湖的水患问题，让 “悬湖” 成为守护江淮平原的安全屏障。“十四五” 期间，三河闸累计安全行洪超 300 天，总泄洪量超过 500 亿立方米，石港抽水站、南水北调金湖站等工程的高效运转，进一步提升了洪泽湖的水资源调配能力，保障了区域水安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沿湖经济的发展，洪泽湖迎来了粗放式开发的时期。在 “一亩水面年收入超千元” 的诱惑下，沿岸渔民纷纷抢占滩涂、筑坝围网，开展鱼蟹养殖，到 2008 年，湖面围网养殖面积达 40 多万亩，洪泽湖沦为 “养殖湖”“生产湖”。过度养殖导致水质日渐恶化，1996 年，洪泽湖各站点综合水质普遍处于Ⅲ类 — 劣Ⅴ类，总氮、总磷浓度全年超标，鱼类种类从 86 种降至 68 种，18 种鱼类消失，沿湖群众 “守着大湖却喝不上好水”，生态危机日益凸显。

2013 年起，洪泽湖的生态治理攻坚战全面打响。沿湖各地稳步征收、拆除湖面养殖网箱，泗洪县作为占有洪泽湖四成水面的重点区域，率先发力，逐步拆除 20 多万亩围网，妥善做好渔民的思想工作与安置保障。2020 年，洪泽湖专项整治行动启动，累计清退历史圈圩 9860 万平方米，恢复调蓄库容超 1.6 亿立方米；同年 10 月，洪泽湖全域实施禁渔，各级政府回收拆解 7000 余条住家船、餐饮船，通过财政补贴、推荐就业等措施，妥善解决 1.9 万名船民、1.4 万名退捕渔民的上岸安置问题。

生态整治与修复同步推进，沿湖县区在退养水面人工恢复湿地面积突破 20 万亩，泗阳县利用退圩还湖的淤泥筑建生态岛，泗洪县建成成子湖 “生态岛” 试验区，新增湖泊湿地 3 万亩；每年举办 “洪泽湖放鱼节”，向湖中放流鲢、鳙、蟹等各类苗种约 30 万斤、3 亿尾（只），逐步恢复湖泊生物多样性。与此同时，洪泽湖大堤也迎来了文化价值的高光时刻：2014 年，作为中国大运河的核心遗产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入选首批国家水利遗产，沿线的镇水铁牛、乾隆御碑、周桥大塘遗址、信坝遗址等，成为展示千年治水智慧的文旅地标；大堤不仅继续承担着防洪重任，更成为生态绿道、文化长廊，串联起洪泽湖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如今，洪泽湖的生态环境实现历史性改善，56 个重点水质监测断面达标率提升至 98%，大部分区域达到Ⅱ类水标准，成为沿湖群众的饮用水水源地；鸟类种类从 2013 年的 147 种增加到 240 种，总数从 20 余万只增加到 80 余万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花脸鸭、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频繁现身，昔日的 “生产湖” 蝶变为水清湖美、鱼跃鸟飞的 “生态湖”，而洪泽湖古堰（大堤）则如一条绿色长龙，静静守护着这片水域，诉说着跨越 1800 余年的治水传奇洪泽区政府。

与此同时，洪泽湖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也得到充分挖掘。洪泽湖大堤入选首批国家水利遗产，洪泽古灌区荣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三河闸水利风景区成为国家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标杆景区；沿湖地区推动生态价值变现，发展水生植物深加工、生态旅游等产业，让退捕渔民实现 “退渔转产”，走上生态致富之路，真正践行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

从先秦时期的零散湖群，到宋代的初步成型，再到明代依托洪泽湖大堤的人工塑造、清代的水患挣扎，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根治与蝶变，洪泽湖的千年变迁，是一部自然演化与人类活动交织的历史，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调整、逐步走向和谐的历史。它曾因自然之力汇聚成型，因人类治水（尤其是洪泽湖大堤的修建）而改变格局，因粗放开发而陷入危机，最终因科学保护而重获新生。

如今的洪泽湖，不仅是淮河流域的大型水库、航运枢纽，更是我国淡水湖生态保护的典范；而洪泽湖大堤，不再仅仅是一道防洪屏障，更是世界文化遗产、水利科普的活教材、生态休闲的好去处。它的变迁启示我们，湖泊的生命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过度索取只会导致生态失衡，唯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才能实现湖泊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