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董大妈将农民微薄的养老金增长比作企业主大发慈悲的“年终奖”,并轻描淡写地抛出“需要时间,一点点加上来”的论调时,这位身家亿万的商界女强人,彻底暴露了她与脚下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民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有人将其此番言论仅仅归结为“认知盲区”或“无知”,那是对“无知”这个词的侮辱,更是对其冷血逻辑的纵容。这根本不是无知,而是一种根植于阶级立场的“不善”,是一种对底层苦难的傲慢与漠视。
董大妈口中的“无知”,在巨大的财富壁垒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她用自己给员工发“奖金”的逻辑来类比国家财政对农民的养老补贴,这不仅是逻辑的错位,更是价值观的扭曲。
企业的奖金是资本的赏赐,是剩余价值分配中的一小部分点缀;而农民的养老金,是历史欠账的偿还,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是国家对为工业化、城市化奉献了一生的农民群体的法定责任。将“应得的权利”偷换概念为“可多可少的赏赐”,这种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对无产阶级立场的彻底背叛。她忘记了,正是千千万万交公粮、出义务工、进城务工的农民,用他们的血汗筑就了今日中国经济的基石,其中也包括她格力帝国得以繁荣的社会环境。
这种“不善”,并非偶然,而是她一贯思维模式的必然产物。
回望董大妈的商业生涯,她展现出的是一种极致的、甚至带有威权色彩的管理哲学。在格力内部,她是说一不二的“董事长”,习惯了从成本与利润的角度审视一切,习惯了将员工视为实现企业目标的“资源”。这种将人“物化”的思维惯性,让她在面对宏大的社会议题时,依然无法摆脱企业家的精算本能。
她算的是财政的“大投入”,算的是企业的“承受力”,却唯独不算那些年过六旬、七旬的老人,在田间地头劳作一生后,那点微薄的养老金究竟能否支撑他们有尊严地度过晚年。她所谓的“稳健”与“理性”,在那些等不起的老人面前,不过是拖延的借口,是冷漠的遮羞布。
一个真正心怀善意、不忘本源的企业家,即便没有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也应保有对弱势群体最基本的共情能力。
然而,董大妈的言论中,我们只看到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心态,一种“我给予,你感恩”的恩赐逻辑。她或许真的不了解农民的艰辛,但这种“不了解”之所以能转化为伤害亿万农民感情的言论,根源在于她早已脱离了普通劳动者的视角,站在了财富与权力的高地上,对山下的疾苦选择了视而不见。这是一种选择性的“盲”,是比单纯的“无知”更可怕的“不善”。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董大妈的谬论,不是知识的匮乏,而是良心的缺席。将坏人假设为无知,是极端无知的,因为这掩盖了其行为背后的阶级本质和利益立场。
当一位人大代表、一位公众人物,用算计利润的方式来衡量一个国家对农民的养老责任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悲哀。
写到这里时老张也是悲从中来......我们摊上的就是这些代表。
我们期待的,不是企业家教我们如何精打细算地对待农民的养老钱,而是整个社会能从这种傲慢的“不善”中警醒,正视历史的欠账,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让公平与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照在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上。
这,才是对“人民”二字最起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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