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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公众号《校尉讲武堂》
随着二犹对伊朗发起空袭，尤其是哈梅内伊被杀，在网络平台上，关于斩杀线的话题开始退居次席。
但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底层逻辑而言，斩杀线现象，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问题，应该单独聊聊。
首先强调，斩杀线并非美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客观规律。
比如中国历朝历代王朝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人口买卖，就是对普通民众尤其是原本处于小康生活状态的自耕农的集体斩杀。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当秩序瓦解之际，斩杀线就必然会出现，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斩杀线的形成，才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
所谓斩杀线，本身就是秩序崩溃的一部分。而在人类社会的分层结构中，处于中间层级的中产，则是秩序崩溃最主要的受害者，也是天然的斩杀对象。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
处于顶端的权贵阶层，拥有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改变规则的权力，只要王朝没有颠覆、秩序还在延续、规则依然有效，那就只有他们斩杀别人，而没有别人斩杀他们。
在王朝覆灭之后，权贵同样难以保全。
不管是黄巢起义的天街踏尽公卿骨，还是李闯入京后对明朝高官的拷掠，亦或是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的永历帝，都说明同一个逻辑——真正的乱世，没人能够自保，包括高高在上的皇帝。
尽管这个雕像的立意存在巨大的争议，但确实展示了永历皇帝悲惨的结局
但这些现象，并不能视为利益驱动下的社会性斩杀线，而只能视为斩杀线的反噬效应。
官逼民反与民不得不反，主动作恶与被动反击，就跟现在二犹轰炸伊朗、伊朗发动反击一样，当然不能看做同等性质的问题。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任何私欲膨胀、肆意作恶、向普罗大众挥舞镰刀的利益集团，不管是以阶级的形式，还是以国家、民族、宗教、纳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式呈现，最终必然引发历史的报复性反伤，这同样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
处于低端的赤贫民众，乃是既有规则体系下的失败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但在乱世，劳动力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再没有斩杀的价值。
相反，苦大仇深的劳苦大众天然敌视、抵制现行规则体系，对他们的斩杀，非但收不到足够的经济效益，反而会引发激烈的反抗。
因为费效比太低、风险太大，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权贵并不会主动将最底层的贫民纳入斩杀范围，尤其是有中产挡刀的时候。
相比处于顶层的权贵与处于底层的贫民，处于中间的中产，才是最天然的斩杀对象。
一方面，中产薄有身家，能够满足利益集团的贪欲。
另一方面，中产也是现行规则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与维护者，天然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秩序瓦解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对旧体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
既有钱、又软弱，不斩你斩谁？
以历史上的中国为例，历代王朝由盛及衰，总是由土地兼并开始的，而土地兼并的对象，正是农耕时代最为典型的中产阶级——薄有田产、堪称小康、自给自足的自耕农。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官僚地主，一边在发生天灾的时候向贫民施粥、放贷，一边又通过放贷，名正言顺地收购农民的土地甚至是人口本身，将天灾导向破坏力更加巨大的人祸。
强盗的屠刀高高扬起，善人的镰刀却隐藏在规则的袖子里，一切收割都是合法，甚至你反过来还要对善人感恩戴德，感谢他将你收为奴仆。
当大多数自耕农失去土地依托之后，中产阶级阶层跌落，原本非常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也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与底层贫民尖锐对立的二元化结构。
到这个时候，为了维持自己的贪欲，不管是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还是虽然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胥吏、地痞、流氓等掠食者，都只能将镰刀转向身无立锥之地的失地农民，将他们逼成流民、暴民、起义军，进而引发新一轮王朝轮替。
简单归纳，对中产的系统性斩杀，意味着王朝已经进入衰落通道。
之所以引用中国的例子，是因为这种现象，在西方历史上是没有的。
但这并非西方更先进、更文明、更人道、更富裕、更科学，而是正好相反——相比古代中国，欧洲文明太过落后，根本不具备催生中产阶级的条件，因而也就不会出现对中产的系统性斩杀。
要割韭菜，首先要种好地。
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就从来没有形成中产阶级。
当时欧洲的社会结构，顶层是神职人员、贵族领主，底层是依附于贵族领主的农奴、佃民，自耕农、商人、手工业者可以算中间层级，但人口比例太小，并没有形成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更没有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网上经常有人问，为什么欧洲历史上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原因之一，社会原子化。
欧洲从来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小国内部也是诸侯林立，大大小小封建领主直接管控的领地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单元。
这种历史现实，也反映在西方背景的影视剧中。
比如大家熟悉的《权力的游戏》，作为最大的诸侯之一，北境总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而在琼恩与三傻征兵时，大名鼎鼎的熊岛，居然只能凑出60个士兵。
权游中的熊女
这种设定，与欧洲历史非常吻合，国王级别的领主，名下可能有百万级别的人口，小领主名下不过几百人，凑几十人打仗已经勉为其难。
由于领地分割、独立运行，欧洲的农民起义，大多是针对自己的领主发起，却很容易引发周边领主的集体镇压，其影响局限在领地范围内，属于茶杯里的风暴，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
原因之二，缺乏思想启蒙。
意识决定行为，要发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首先必须让农民诞生自我意识、反抗意识。
古代欧洲长期处于封建神权的笼罩下，宗教思想与贵族统治紧密结合，形成了稳固的贵族领主制度，就好比三体之中的智子，彻底锁死了底层民众的思想。
作为庄园经济的依附者，领民从思想到行为、从精神到肉体、从知识到身份都被彻底锁定，不可能诞生普遍性的反抗意识。
没有足够的思想启蒙，底层农民，绝对发不出“苟富贵、勿相忘”的感叹，更不可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
客观评价，愚民确实有利于统治，但也确实不利于发展，而宗教则是最好的愚民工具。
同样是在古代农业社会，率先完成世俗化改造、摆脱宗教束缚的中国，能够突破封建制、建立大一统王朝，进而开创辉煌的文明、不断形成文明盛世，但却又因为思想的启蒙、文化的普及，不断引发农民起义。
而始终处于宗教控制之下的欧洲，却一直被局限在神权与封建领主制下，不能形成文明合力，因而长期徘徊在极其落后的农业社会形态。
与此同时，因为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领民，其思想被宗教束缚、其行为被领主束缚，欧洲也从来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相比中国，欧洲历史上成规模的农民起义非常罕见，归根结底，无非就是宗教与贵族天命论的双重驯化。
这种驯化效果，也即所谓的北美懦夫。
其三，土地制度。
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有一个最高的理想追求——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又有几个前提条件，比如有教无类，让每个人都接受教育、得到启蒙；比如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让每个人都得到安全保证；比如民有恒产、耕者有其田，让每个人都得到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这里面，以耕者有其田为核心的民有恒产，乃是建立大同世界的物质基础。
因此，自秦朝以人口、军功为核心的授田制大获成功统一中国以来，建立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状态，便成为了历代王朝的开国制度与立国根基。
这样的理想状态，只要能够维持一、两代人的时间，王朝就会进入太平盛世。
而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之所以由盛及衰，其共同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无序膨胀，大肆兼并土地，形成对自耕农的集体斩杀，彻底破坏了耕者有其田的立国根基，最终引发王朝崩溃。
但在古代欧洲，土地的控制权属于大大小小的领主，即便分配给领民耕种，也随时可以调整、收回，农民对土地并没有所有权。
既然欧洲历史上的农民从来没有真正拥有土地，自然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土地兼并现象。
实际上，欧洲的土地兼并，主要体现为领主之间的战争。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总是贵族、骑士冲在第一线，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土地打仗。而对于农民来说，战争的输赢并不影响自己的利益，反正是种地，给哪个领主种都是一样的。
归纳一下，欧洲历史上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欧洲历史上不存在斩杀线是一样的道理——文明的高度不够，基础条件不具备。
要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首先必须要让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与对宗教神权的思想依赖。
要形成斩杀线，首先必须要形成中产阶级。
这就是校尉归纳的，中国之外无盛世。参见《中国之外无盛世：为什么只有中国才有王朝周期律》
因为没有达到古代中国的文明高度，所以中国之外无盛世；因为没有形成盛世，所以不会诞生中产阶级；因为没有盛世也没有中产，所以古代欧洲没有类似中国的历史周期律，更没有与历史周期律共生的土地兼并现象，自然也就没有中产斩杀线。
就此而言，美国出现斩杀线现象，至少说明，美国已经拥有了一个成型的中产阶级，当王朝进入衰落通道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对中产的集体斩杀为自己续命了。
对西方文明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原来只能啃草根的欧洲贵族，终于有韭菜可以割了！
自西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只要催生了盛世，在盛世的惯性下，一般就可以延续两、三百年。
大致说来，王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为恢复期，三、五十年后达到盛世，盛世通常持续两、三代人的时间，然后随着利益集团的膨胀，法律逐渐扭曲、秩序开始瓦解、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直到形成社会性的中产斩杀线，将原本处于小康生活的自耕农推入赤贫状态，最后陷入乱世，由盛及衰的时间，大致也是几十年到一百来年。
作为对比，自从欧洲率先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西方的盛世，不管是富足程度还是持续时间，都突破了古代中国的巅峰，这似乎不存在疑问。
但根据自然辩证法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我们依然要两看。
客观层面，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文明蜕变为生产力水平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人类社会的富裕程度肯定会大幅提高，与工业文明配套的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合理性也会相应提升。
套用一句话，那就是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只要工业文明的生产力发展没有抵达尽头，与之配套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自然也就能够保持稳定。
我们总不能指望，今天的西方政治体制，比中国古代的皇权体制还落后。
正因为工业文明的天花板——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要比农业文明先进得多，因此，在工业社会条件下，国家或者说政治体制的生命周期也会比较长。
主观层面，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够长时间延续，甚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一直在主动向外转嫁压力、释放风险。
我们知道，欧洲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在全球殖民的基础上。说白了，就是通过对资源端的压榨与对消费端的掠夺，极大地缓解了本土的经济压力。
即便如此，工业化之初，英、法等国的劳工处境也十分恶劣。但与中世纪在神权与领主双重盘剥下的领民比起来，底层欧洲人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所以他们的忍耐力也比较强。
这种转嫁风险的模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走到了尽头——殖民者的欲望是无限的，地球上可供殖民的土地却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殖民地，欧洲列强必然走向正面冲突。
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原本都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内战，属于典型的狗咬狗，谁都不比对方干净。只不过到二战后期，增加了殖民地解放、民族独立、反抗法西斯的正义属性。
二战之后，通过直接控制殖民地转嫁压力、释放风险的模式玩不下去，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发明了新的隐性经济殖民模式，也即通过对全球经济、贸易、金融体系的控制，制定更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进而掌握全球产业分配权与商品定价权，达到继续盘剥第三世界国家的目的。
校尉一直认为，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粉碎机，其实很大程度上属于误解。
中国只是将原本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畸形工业品定价机制，向合理的方向纠偏。只是矫枉必须过正，在纠偏的初期，为了抢夺市场、拿回定价权，我们必须把工业品的价格打得比正常的还要更低一些。
扯得有点远，回到中产与斩杀线。
外界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全面进入中产阶级社会结构，是在二战以后，大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也被称为西方的黄金三十年。
历史发文中说过很多次，国家要想保持长期稳定，必须拥有主体民族以及与之配套的主流文化，在此基础上，如果再能够形成中产阶级，那就是盛世。
古代中国的盛世，不管是汉初的文景之治还是唐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虽然都只是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小康社会，但确实形成了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
以此衡量，虽然西方国家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社会，但真正的中产阶级、真正的盛世，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形成，这也是西方历史上唯一一次属于全体民众而非贵族领主的盛世。
这个盛世的出现，同样离不开四大历史条件。
其一，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修复。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这是历史客观规律。
其二，生产力的提升。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在战后得到普遍应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时也得到了开启，这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质优价廉的工业品不断涌现，为西方国家集体进入中产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三，苏联的制约。
二战结束之初，苏联模式给西方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维护形象，西方政客与资本家不得不主动向工人让利，进一步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形成。
其四，生产关系的转变。
早在二十世纪初，以福特为代表的开明资本家，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旧薪酬分配体制的弊端，主动提高了工人的薪酬待遇。
而经历过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之后，以罗斯福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家，同样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一切以资本为中心的致命缺陷，开始采用社会主义手段来治疗资本主义的痼疾。
这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在国际社会，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关贸总协定（也即后来的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的贸易、金融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具有极大欺骗性的隐性经济殖民体系，取代了旧殖民时代赤裸裸的掠夺。
虽然隐性经济殖民体系同样是不公平的，但客观上催生了真正的全球大市场，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可见，西方国家于上世纪中期集体进入他们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王朝盛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而随着历史背景的变化，盛世也会随之变迁。
战后修复属于特殊历史阶段的报复性反弹，不可能持久。
苏联解体，西式民主取得绝对胜利，以致于福山这种半吊子学者喊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声称西式民主乃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制度。
在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中，西方民众进入一切都是西方最好的普信状态，西方政客与资本寡头则失去了最后一丝忌惮。
由于西方政客与资本寡头失去制约，他们组合而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快速进入无序膨胀阶段，飞快地渗透、破坏、篡改了原本相对合理的国内规则体系，而随着内部规则的失效，中产阶级自然也就变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竞相斩杀的对象——快乐教育、大学贷款、法律陷阱、医疗陷阱、药品毒品化，任何一个具备专业优势的集团，都把自己的职业技能转变成了收割技能。
在国际上，由于资本在利益的驱动下大搞去工业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启动工业化进程，在国际产业链与国际经贸体系中的生存能力与话语权逐步提升，原本只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隐性经济殖民体系，反而为新兴国家与西方国家正面竞争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环境。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不仅失去了对内部生态的平衡能力，也失去了对国际生态的控制能力。
与此同时，产业转移还带来另一个必然的后果，那就是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
相反，随着中国全工业品类的建立与发展，在几乎所有的科技领域、工业领域，中国都在快速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地位，形成了全领域的弯道超车效果。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根本没有心思审视自身的制度缺陷，反而一边向外甩锅、对内粉饰，一边向自己的支柱——中产阶级，挥起了十八米长的大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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