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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小说与文学传统》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文本细读的力作,系统梳理了刘醒龙、莫言、关仁山等代表性作家如何从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并在当代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书中不仅深入解读“比德”审美、笔记体传统、乡村时间观等关键议题,更揭示了中国小说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文化根脉、探索民族叙事路径的努力。作者以敏锐的批评眼光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打通古今文脉,为理解当代文学的本土性、现代性与世界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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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小说与文学传统

周新民 著

作家出版社

新书介绍

评论集所选作品聚焦中国当代小说与文学传统的深层关联,探讨其对传统的转化、融合与创新。作者主张,当代小说应在文体理论建构上突破西方范式,主动回溯话本、笔记、传奇等本土叙事传统;在创作实践中吸收悬念、巧合、“比德”审美等传统技法,推动文学资源从倚重西方转向深耕本土文化。作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等现实议题,在叙事层面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交融——既重构宏大叙事,又探索空间叙事新可能;同时始终关注人性、伦理与精神价值,彰显在传统滋养下当代小说的独特发展路径与中国艺术气质。

作者介绍/周新民

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卓越学者计划”首席教授。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有论文、评论见于《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949-2019)》(总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一般项目各一项。获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著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励。

文章试读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与古代短篇
文体传统的转化

短篇小说:建立自己的历史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有广泛、深入影响的文体,“短篇小说”其实是外来概念,中国古代并没有“短篇小说”这样的专有名词。紫英一文《说小说:新盦谐译》应该是中国最早提到“短篇小说”的文献。该文说道,不像中国在“小说”二字基础上增加“短篇”来指称短篇小说,西方“有专名”。何为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有何特征?爱伦·坡、马修斯、哈米顿等都有专门论述。爱伦·坡最早将短篇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以区别短篇故事。马修斯进一步发展爱伦·坡的观点,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相区分,突出短篇小说的独立审美特性。哈米顿则彻底奠定现代短篇小说的规范。他认为,短篇小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构造其故事最佳之方法”。

西方短篇小说概念、文体规范传入中国后,开始为中国小说家、批评家所接受。一般认为,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开始确立中国现代意义上短篇小说文体规范。何为短篇小说?胡适说道:“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短篇小说必须“有结构局势”。这里所讲的“结构”,其实就是情节结构。其核心在于两点,一是短篇小说要以事件为叙述对象,注重叙述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完整过程。二是情节——事件的安排——在短篇小说诸多艺术中处于绝对重要位置。与此相对照,中国传统短篇文体,如“笔记杂纂”“杂记小说”,算不上是“短篇小说”。因为它们“是东记一段,西记一段,如一盘散沙,如一篇零用账,全无局势结构的”。总之,短篇小说应“以结构为最要”,结构是根本,是要素。

“结构局势”被看作短篇小说的根本特性。是否具有“结构局势”也是胡适建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时的取舍标准。胡适认为,《庄子》《列子》《韩非子》等先秦寓言,有的有“结构”,算得上短篇小说。《世说新语》虽有剪裁,但是“无结构”,不算短篇小说。唐宋时期几乎没有散文短篇小说,只有“杂记小说”。明朝的短篇小说集中在《今古奇观》里,它所收录的作品,“有意安排结构”,算得上短篇小说佳作。至于清朝,也就只有《虞初新志》《虞初续志》《聊斋志异》中部分篇章算作是短篇小说。由于胡适着眼于西方短篇小说文体规范,他所梳理的中国短篇小说史,还不能完全说是中国短篇小说“自己的历史”。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短篇小说”这样的名称,但是,有“小说”这一专有名词。不过,“小说”的所指并不一致。清代文学家刘廷玑曾感叹:“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因此,要采用西方的标准来给中国的小说下定义,非常困难。胡适以“局势结构”作为短篇小说的核心内涵,并以此为标准“剪裁”出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显然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例如,他把《桃花源记》《木兰词》《石壕吏》当作短篇小说,但是,这几篇只是诗歌,完全不在中国小说的范围之内。因此,胡适有关短篇小说的观念受到周作人等的质疑,也就在所难免。周作人认为,胡适所主张的短篇小说概念,“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中西小说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国批评家、小说家陷入两难困境之中。批评家、小说家一方面想引进西方短篇小说的概念和内涵,并以此来梳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寻找历史依据。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西小说观念、范围上的确存在较大差异,理清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发展脉络,“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的历史”,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到底如何建立中国短篇小说自己的历史呢?显然还是要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出发。有论者认为,如果“不用西洋短篇小说的标准”去衡量,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不但多,而且历史还很长”,这是因为“中国人文集里,也有许多短篇小说,不过前人都把它当作古文,不叫做小说,其材料和方式,确是短篇小说”。中国古代短篇文体的材料和方式“确是短篇小说”的理念,为建构中国短篇小说“自己的历史”提供了一条有别于胡适的新思路。借用西方“短篇小说”的概念,从中国文学史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短篇小说的规范出发,才应该是建构中国短篇小说“自己的历史”的最佳路径。茅盾对中国短篇小说“自己的历史”的梳理,算是彻底回到中国文学史。茅盾曾说:“《战国策》里就有不少篇是富于短篇小说的形式和实质的,例如齐策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宋人平话《西山一窟鬼》的写法,何尝不宛然是短篇小说?”茅盾还认为,明代的“三言”“二拍”之中有几篇也应该算作是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也是短篇小说的架构。我们注意到,茅盾勾勒中国短篇小说的历史时,把胡适所认为不属于短篇小说的《战国策》和不全算作短篇小说的《聊斋志异》,都纳入短篇小说的范畴。茅盾基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借用西方“短篇小说”的名称,但是不为其规范所束缚,所梳理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流变史显然是中国短篇小说“自己的历史”。胡行之也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出发来梳理中国短篇小说史。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应该包括笔记体(汉魏六朝至清末)、传奇体(盛于唐,继于宋),白话短篇小说(起于宋志话本,盛于明末)。他继而认为,由笔记体、传奇体到白话短篇小说构成的中国短篇小说史是“一脉相连,同时也有它层峰迭出的变化和重山复水的繁荣”。

茅盾、胡行之基于中国文学史,勾勒中国短篇小说“自己的历史”。沿着前行者的思路,借用西方短篇小说的名称,中国当代“短篇小说”转化古代短篇文体传统,是可以建构自身发展道路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除了笔记、传奇、话本(拟话本)之外,还有诸多名为“小说”的文体也属于短篇体式。如桓谭《新论》所言,“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中国古代的“小说”虽然内容复杂多样,但都是“短书”,明显属于短篇文体。从当代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所借鉴的短篇文体主要是话本、笔记、传奇。总体看来,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建构自身的发展道路大概有两个历史阶段。“十七年”短篇小说无论是借鉴话本传统,重视“讲故事”,还是借鉴《聊斋志异》的文体特点,都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回到中国文学本源的重要方式。20世纪80年代借鉴传奇、笔记,消解西方短篇小说的“结构局势”,也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回归中国短篇文体传统的体现。此后,中国当代“短篇小说”进入到中西文体资源交融发展的历史阶段。笔者会有后文来专门讨论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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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邓 宁

一审:刘岂凡

二审:刘 强

三审:颜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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