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省文联主席葛水平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和平》由作家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这是一部聚焦抗日战争岁月、深挖战争与人性本质的厚重之作。该作是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入选作品之一。2023年首发于《当代》杂志，并获得第二届凤凰文学奖。
小说特色：
书写战争洪流中的平凡个体
《和平》中的叙事如精准的钟表齿轮，在历史的关键节点间从容转动。从东北鼠疫的阴云到“九一八事变”的炮火，从奉天的街巷到潼关的黄河防线，从沙岭堡村前老槐树下的恐惧与守望，到奉天邮政局里的跨国初识，作品以史实为据，真实还原了九十余年前中华民族遭受的那场苦难，再现了那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屈辱与抗争岁月。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传统战争文学侧重战场厮杀与英雄叙事，葛水平在《和平》中另辟蹊径，摒弃宏大战争场面的铺陈，将笔墨停留于战争洪流中的平凡个体，串联起两条看似平行却终将交汇的生命轨迹。一条是生于中国奉天沙岭堡的孤儿张子民，在1910年东北鼠疫中失去至亲，被双目失明的捏骨算命人收养，历经生活磨难，凭借坚韧与善良在乱世中扎根，从钟表店学徒成长为邮政局局长，用责任与温情守护家人和同胞；另一条是侵华日军上等兵八木下弘，从小浸润在军国主义教育中，怀揣着模糊的野心来到中国，目睹并参与日军的种种暴行后，窥见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本真，最终在良知的拷问中走向生命的终点。
创作缘起：
婆婆父亲每本日记封皮都绣着“和平”
在本书后记中，谈及创作缘起，葛水平说，她在电脑前坐了很久，对于战争，一切既不可选择，也不可期待。因为，不断的重复已使许多人事不再被珍视。时间没有刻度，没有痕迹。没有一个人是为战争而出生。可战争把一切温暖的事物变得黑暗和悲伤。如果说现实社会中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那么战争中3500多万名亡者只是一个数字。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9500多万平民流离失所。庞大数字的震撼力永远建立在“一”的基础上，《和平》也是在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的基础上讲故事。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原型，起因是婆婆家族的故事感染了葛水平。婆婆的父亲是一名东北邮政工作者，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沦陷，但有骨气的奉天邮务管理局始终坚持中华邮政，拒绝与日本奉天邮局合作。因当时邮务长是意大利人，日本人也奈何不得，直至1932年伪满洲国已经被日本人扶持“壮大”，奉天邮务管理局全部职员撤入山海关内。
“婆婆兄弟姐妹九个，五个参军。她的父亲一生留下大量的日记，每一本日记封皮的绸面上都绣着‘和平’二字，可惜后来日记在颠沛流离中遗失了。我在断断续续听婆婆讲这些故事时不由得想为过去的岁月写一部小说，于是又开始查阅日军战犯在战争结束后写下的战争回忆录。”葛水平写道。
从大量的史料阅读中，葛水平看见太多普通百姓并非漠然世事，只是被恐惧裹挟；比起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能力，他们甚至连预判战争降临的力量，都显得格外微弱。贫穷的日子像春雪般易逝，从来留不住分毫冷凌，而活下去的唯一方式，便是“迎接”——像迎接每一个明天到来那样，接纳眼前的苦难。在她看来，为生存倾注热情，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为此，在书中，她没有简单地将人物划分为“善”与“恶”，而是深入挖掘战争环境下人性的复杂与多面。
创作初衷：
选择和平就要目睹战争惨烈
创作途中，葛水平曾两度停滞。初动笔时的满腔壮志，在写到十万字、触及战争题材时骤然碰壁——她的知识储备清晰地告诉她，自己正踏入一片全然陌生的领域。可开弓哪有回头箭？独自痛哭一场后，她终究选择迎难而上。第二次卡顿，是因一块深埋地下的石碑。碑上“我死国活”四字，瞬间击中人心。在她看来，被感动是一回事，要将这份震颤妥帖地转化为文字，又是另一重艰难的考验。
葛水平同时认为，选择和平的日子就必须目击战争中的惨烈。世间所有的战争与杀机，所有的轻薄、享乐与懦弱，都始于人对自尊心的率先失守，继而连自我轻蔑的底线也一并丧失。面对降临的一切，没有人能心无旁骛地直面战争催生的混乱心绪。她创作《和平》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文学的方式，让人们铭记战争的苦难，珍惜当下的和平。
在书中，葛水平还巧妙地融入了古典小说《花月痕》的元素。这部诞生于山西的古典小说，塑造了身处屈辱绝境却奋力抗争的妓女刘秋痕形象。作者借此牵出“女性曾被视作‘香火的烟’”的深刻隐喻，直指战争年代无数女性被迫以身体为代价的悲惨命运。这种对历史记忆的串联，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也让读者对战争中的女性遭遇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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