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冲突爆发当天，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对外释放信号，表示要开展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行动。起初外界不少人把它当作“口头威慑”，但随后局面逐步转向海上直接对抗。
3月3日至7日，伊朗接连对多艘美英籍油轮发动袭击，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也显示已有4名海员死亡、3人重伤。
海上环境的风险比陆地更集中，油轮装载的是高危能源，只要出现火花就可能引发连锁爆炸，更不用说导弹、无人机、快艇在狭窄航道里近距离穿插带来的误判与擦枪走火概率。
在风险持续上升的情况下，航运企业会把“安全优先”当作硬指标来执行。大量船只被迫改道好望角，航程大约增加40%，时间成本、燃油消耗以及保险费用会被同步抬升。
对丹麦马士基、德国赫伯罗特、法国达飞等欧洲航运巨头来说，这类损失会更直观：船舶晚到会引发港口排队、集装箱周转效率下降、供应链延误以及客户违约金等一整套连锁反应。
伊朗把“驱逐美以大使”当作通行门槛，本质上是在把对方推到极难接受的位置。外交层面上，驱逐大使属于非常重的动作，距离断交只差一步，几乎没有多少国家愿意为了“通行证”去正面硬刚美国和以色列。
中东国家不敢随便下注，欧洲国家更不愿意把外交关系推向不可控；即便是大国，也很难为了单一航道去配合这种带有“公开站队”意味的要求。
伊朗之所以明知道别人很难照办仍然这么喊，目的往往不在于真等到谁照做，而在于把筹码摆到台面上，让各方意识到：这条海峡并不是“想走就走”的公共通道，它随时可能被拿来当作谈判工具。
从军事与地理条件看，这种威胁并非空话。霍尔木兹海峡北岸由伊朗控制，大通布岛、阿布穆萨岛等关键点位也有部署。伊朗能够借助岸基反舰导弹、攻击艇、无人机，并配合水雷等成本低但干扰性极强的手段，去形成现实压力。
伊朗采用的是典型的“以小搏大”思路，不必赢得全面战争，只要让外界处在不确定、担忧与成本上升的状态，就能获取政治收益与议价空间。
欧洲的体感尤其直接，欧洲大约40%的天然气进口以及约10%的原油进口需要经过这条海峡，能源价格被抬高后，通胀压力会被明显放大。
英国天然气价格据称累计涨幅已达105%，这类冲击会把生活成本往上推；欧元区本来通胀就靠近2%附近徘徊，能源价格一波动，指标很容易被带到更高区间。
中东产油国同样无法置身事外，摩根大通的预测显示，如果减产规模持续，日均可能超过400万桶，许多国家财政收入会立刻承压。
沙特、卡塔尔财力相对雄厚，可能只是放慢项目节奏还能撑住局面；伊拉克、科威特等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国家则更容易出现财政断裂风险，进而影响公共服务、粮食补贴与就业稳定。
更严重的情况是，一旦经济与民生同步走弱，人道危机就可能出现，继而带来难民外溢、治安恶化与极端势力趁乱扩张，这些后果又会向周边乃至欧洲扩散，形成新的安全与政治成本。
因此，“谁驱逐美以大使谁通行”表面上看不讲道理，实际上是一种针锋相对的政治表达方式：把门槛抬到对方跨不过去的位置，从而迫使对方换一种方式来谈判。
公开层面几乎不可能有人直接答应，但现实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可操作的变通空间”。台面上言辞强硬，台面下围绕利益与风险做精算，这类模式在中东博弈中并不罕见。
伊朗的另一层盘算，是尝试对美国的同盟体系进行分化。美国希望把冲突塑造成“阵营对抗”，但当油价把欧洲通胀推高、当中东盟友财政被抽紧时，盟友的耐心与投入意愿会逐步下降。
伊朗借助海峡制造的并不只是经济成本，还包括同盟内部的情绪成本与政治成本，越拖下去，越容易出现“这场冲突让自己承担过多代价”的声音。
伊朗是在把原本偏区域性的对抗推向“全球议题”，只要霍尔木兹海峡持续不稳，受冲击的就不止美伊两方，主要经济体都会被迫面对选择：不介入会承受能源涨价与供应链延误；介入又要承担站队压力与安全风险。
这样一来，多边斡旋空间反而会被挤出来，谁能提出一个“让油船更安全通行、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过分丢面子”的方案，谁就更容易获得话语权。
伊朗未必需要各国支持它，它更需要各国都不愿意让局势继续恶化，从而把谈判推回桌面。霍尔木兹海峡只要长期不稳，世界就很难继续把它当作“两国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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