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三十一岁的爱新觉罗·溥仪被日本人塞进火车，从天津一路往北，他以为能重新当皇帝，结果在长春被逼着戴上“满洲国执政”的帽子，这五个字像钉子一样扎在心里，连皇帝的名分都得看日本人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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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那天，溥仪悄悄把光绪时候的老龙袍塞进箱子里，大伙儿都以为他会穿关东军给的西式元帅服，可祭天时他突然换了，丝绸绣的龙纹在太阳底下亮着，日本警卫全看在眼里，谁也没当场说破，都知道，真正的角力这才刚开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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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皇宫里的权力游戏比人想的更狠，日本人给溥仪摆了一桌子公文，规定他只能画个“可”字，不能说个“不”字，批文件成了每天的活儿，可每份文件早让关东军改得妥妥帖帖，有人瞧见，连御花园浇花的水钱都得皇帝签字，一个太监说，陛下常在马桶边批字，纸屑掉进水里，看着像眼泪。

最让溥仪担心的是弟弟溥杰的婚事，1937年，关东军硬塞了个叫嵯峨浩的日本姑娘，他心里清楚，只要她生下男孩，皇位就可能沾上日本人的血，他悄悄盯着弟媳的饭食，直到她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才稍微松了口气，可日本人不肯罢休，逼他签了字，说继承人得由天皇定，那一刻，爱新觉罗的血脉，好像就剩个名字了。

更讽刺的是精神控制，1940年溥仪被逼着在宫里盖了座“建国神庙”，供着日本的太阳神，每月初一他得带头磕头，拜一个自己祖宗从没认过的神像，多年后在东京法庭上他拍着桌子喊，我可没强迫他们把我祖宗当神供，这句话像刀一样，划开了十四年的假面具。

从穿上龙袍那刻起，到法庭上喊出那声怒吼，溥仪一直在走钢丝，他签下的每道圣旨，咽下的每句违心话，都在说一个事，当政治成了牵线木偶，尊严大概就是还能攥在手里的那点东西，直到苏联红军冲进皇宫那天，那件湿透的龙袍，还压在樟木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