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楸帆一次精神归乡，一场科幻远行|作家|小说|科幻世界|陈楸帆|韩松

科幻作家陈楸帆正步入创作力蓬勃期，《重生的金漆木雕》《刹海》《人生算法》新版等作品持续推出。而他的活跃版图远不止于科幻，他频繁穿梭于科技、文学、教育、非遗与影像之间，宛如希腊神话中跨越三界的信使赫尔墨斯，让原本平行的领域相遇、碰撞，焕发新生。

采访陈楸帆，仿佛推开多扇通向不同世界的窗：一扇映照着潮汕祠堂的袅袅香火，一扇直面奔涌不息的数据流，还有一扇通往他内心对自我与时代的独特思考。谈技术时，他带着人文的温度；讲述故乡时，又怀揣宇宙的视角。

作为中国“科幻现实主义”最具标志性的创作者与阐释者，陈楸帆从不简单地借科幻构筑遥远的乌托邦或末日奇观，而是始终将之视作直面本土现实、凝视近未来命运的思想工具。他的写作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从乡土变迁、阶层流动、技术冲击，到文化身份与数字生存，所有幻想皆源于现实、指向现实，让科幻成为映照当下、预判未来的“现实主义新维度”。

从早期以科幻为刃，直面时代病灶与现实困境，到近年转向“连接”与“共生”的命题，他不断拓宽“科幻现实主义”的边界：不再止步于批判与反思，更致力于让传统文化、地域根脉与未来文明彼此对话、相互成就。在他的科幻世界里，传统文化得以诉说自身的前途与命运，地域文化也从科幻作品里的背景点缀与符号化素材，蜕变为科幻想象的独特驱动。

写作的路径：

从诊断时代，到探索共生

陈楸帆的创作生涯中，早年的《荒潮》以潮汕贵屿为原型，犀利剖析电子垃圾、资本扩张与技术异化对故土的侵蚀；近年的《重生的金漆木雕》《人生算法》《刹海》等作品，则聚焦人与技术、自然、文明的共生之道，其笔触也从对外在困境的批判，转向对修复、融合与未来出路的深层求索。

这一历程，清晰展现出他创作重心的迁移轨迹：从单一的技术批判，走向技术与文化的双向赋能——不再满足于书写科技对人的压迫，更尝试用数字技术活化金漆木雕等潮汕非遗，让传统在未来语境中获得新生；其创作关怀也从个体生存的微观叙事，拓展至文明对话、生态存续的宏大命题。

回顾你的创作历程，能清晰看到一条不断演进的路径。你自己会把创作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我把自己的创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学时期的习作和模仿阶段，大概从2004年到2008年，当时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开始在《科幻世界》等刊物上发短篇，比如《坟》《深瞳》《第七愿望》。不过那时写东西，大多还是借鉴西方科幻的写法，处于摸索阶段，还没形成自己稳定的表达，也没能把自己的现实体验真正融入到小说里。

第二阶段是现实觉醒的摸索期。2008年我暂时停笔，刚踏入社会的我，开始认真琢磨：写作到底要表达什么、承载什么？怎么把个人感受、现实观察真正融进科幻写作里？这段沉淀让我彻底告别单纯模仿，尝试用科幻的方式关注本土现实。而故乡潮汕，成为我的第一个切入点，于是就有了2013年《荒潮》的出版。

所以《荒潮》是你第二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创作成熟的关键节点？

《荒潮》是我第一部长篇，也是我的一个重要突破，确立了科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向。它以潮汕贵屿电子垃圾村为现实原型，用科幻的想象放大技术异化的隐忧，涉及生态污染、资本扩张、人机改造、数据入侵等等，社会批判色彩极强。我当时的写作核心是“诊断时代”——把被遮蔽的现实伤口撕开，让读者看见技术、资本与乡土交织的真实困境。

从《荒潮》的批判立场，到后来聚焦“共生”命题，这就进入了你的第三阶段？

对，第三阶段就是从批判走向共生、从诊断走向建构。这个转变大概从2015年之后逐步清晰，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渐渐意识到，批判不是终点。科幻的价值不止于反映现实，更在于回应并重塑现实。于是，创作重心从“对立批判”转向“系统重建”，“共生”成为核心命题——探讨人与技术、人与生态，以及不同文明之间、传统与未来之间如何实现共存。

在后续的作品中，具体是如何呈现这一创作演变轨迹的？

2019年《人生算法》初版时，还在书写人机对抗的焦虑；到2020年策划并参与“共生纪”AI协同创作项目、2022年推出《AI未来进行式》，再到2025年推出《人生算法》新版与《刹海》，我一步步推动自己的创作从“人机对抗”走向“人机共生”，进而延伸到文明、生态层面的共生探索。我也开始将技术视为文化赋能的工具，让科幻与地域文化、传统伦理深度融合，探寻更具根性的未来想象。

这种转向是否也受到了技术飞速发展的直接影响？

技术现实的冲击是最直接的动因。人类的思维天生是线性的，习惯用简单的加减法推演，而技术发展是指数级的非线性增长，这种认知落差让我们总会低估技术的变革速度，也高估自身的预判能力。撰写《人生算法》初版时，AI还只是小众的未来议题；2018年一场活动上，主持人问谁相信AI能取代人类写作，在场的纯文学作家几乎都表示质疑，只有我和韩松举手认为这是必然趋势——短短几年间，AIGC便席卷了创作领域，现实的发展速度远超科幻想象。

《人生算法》新版新增的篇目，也在深化这一思考吗？

是的，新增的4篇都和AI相关，往更精神、更复杂的层面走，有非线性叙事，也有家族史的梳理，甚至触及生死。最后一篇《他者之爱》，讲的是人离世后的“中阴”状态——它不是传统宗教概念，而是AI算法智能体构建的空间。它会帮你回顾一生的遗憾与未竟之事，用跨模态、通感的方式完成一种特殊的和解，这也是我对人与技术、生命与记忆的新思考。

你很早就提出“科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如今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你如何看待它的发展？

其实20世纪80年代郑文光先生就提出过相关概念，主张科幻不仅仅是科普，更要反映社会问题，只是当时没有更深入的阐释。我在2013年的星云奖大会上重新阐释了它，赋予它更契合当下技术与社会的新内涵。这些年经过我、韩松老师和更多创作者、研究者的补充完善，现在“科幻现实主义”真正成为了能进入文学史的核心概念。

最近，你对科幻写作的探索方向，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变化太大了，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的写作才刚刚上道。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直觉性写作，不清楚方向所在；甚至还有过炫耀式的写作，总想证明自己懂得多、看得远，那是一种向外展示、向外证明的写作。

而现在，我的写作真正进入了向内探索的阶段。不再执着于向外看世界有多大，也不再在意技术奇观的展示，反而开始追问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定义了“我”，定义了“人”？这背后是非常深层的内容——家族历史，几代人的命运，文化里那些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底层力量。有点儿像宇宙里的暗物质，没有显性形态，却始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用AI的概念来说，就是决定一切的潜在空间（Latent Space）——即AI模型中未被直接标注、却决定数据特征与输出结果的底层空间。这些看不见的深层结构，才是我现在最想探索、最想书写的。

当创作重心转向向内扎根后，你对科幻写作的价值，有了哪些新的理解？

早年选择科幻，是因为它能让我与现实保持一段安全的审美距离，用虚构的外壳包裹现实批判，不必直白地面对复杂议题。现在，写作对我而言更是一个向内探索、扎根溯源的过程。

我渐渐发现，技术奇观本身已经不再重要，比起炫技式的设定，更值得书写的是那些构成我们精神底色的人文积淀——比如地域文化的浸润、群体记忆的传承。这种认知让我的创作慢慢有了“根”，也让“共生”不再是抽象的科幻概念，而是能落地、可感知的未来叙事路径。

血脉的觉醒：

从逃离者到“潮汕未来主义”

陈楸帆创作的向内扎根，究其根本，正是源于他与故乡潮汕的一场漫长的精神和解。少年时代的他，一心想要逃离这片土地，视传统习俗为陈旧的束缚；步入三十岁后，他却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血脉觉醒”——从刻意疏离到主动拥抱，并将潮汕的文化基因，转化为科幻创作的精神根基与独特内核。

回望其创作，原乡元素的运用经历了一个从浅尝辄止到深耕细作、层层深化的过程。早期《荒潮》以现实中潮汕贵屿电子垃圾村为原型，将宗族祭祀、乡土民俗与科幻叙事交织，潮汕文化尚是背景化的“在地”底色，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默默存在。

2017年前后，《巴鳞》《匣中祠堂》成为他深耕潮汕文化的重要尝试，这两篇均为陈楸帆的短篇作品，收录于2020年出版的小说集《异化引擎》中。《匣中祠堂》率先将潮汕非遗、宗祠仪式与VR等前沿技术结合，聚焦父子伦理与代际冲突，探讨传统技艺的传承困境。此时地域文化已成为叙事的核心驱动，打破了此前背景化的呈现方式。

2022年以后，他的创作持续深化，2026年推出的《重生的金漆木雕》与2025年发表的《刹海》形成呼应与延伸——前者以虚拟宗祠为载体，进一步挖掘金漆木雕背后的家族记忆与文化传承，让非遗在数字时代实现“温暖重生”的文学想象；后者则将红头船精神、海洋商贸文化与侨民迁徙记忆融入近未来科幻叙事，推动潮汕文化从地域符号，升华为探讨文明共生、人类未来的精神底色，完成了地域文化与科幻创作的深度共生。

你提出了极具辨识度的“潮汕未来主义”，但据说，你年少时非但不愿与潮汕绑定，甚至一心想要逃离，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是的，小时候满脑子都是逃离故乡。一方面是觉得生长的地方太小、太受束缚，迫切向往更广阔、更自由的外部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让我更倾向于理性、现代的事物，对身边的传统习俗有一种本能的疏离。

比如家里老人总爱听潮剧，而我想看动画片，抢电视就成了家常便饭，这其实就是一种新旧观念的微小碰撞。而且潮汕地区对传统习俗的重视，渗透在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里——每月祭祀祖先、祭拜天地，还有各种民俗仪式。说实话，小时候只觉得繁琐又多余，总想躲开。

从抗拒到接纳，这种对故乡与传统的认知转变，是在哪个阶段真正发生的？背后有哪些关键的自我觉察？

转变集中在三十岁以后，这种觉察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慢慢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抹不掉的潮汕印记，尤其是潮汕人那种“内守传统、外拓世界”的双重特质，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无论我走多远、在外待多久，每年春节一定得回家，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归属感；但与此同时，我又始终怀揣着强烈的“向外走”的冲动，总想探索更广阔的世界。我很早就萌生了让中国科幻“走出去”的想法，这在当年的国内创作环境里，很少有人关注和尝试。早在2008年，我就主动翻译、引荐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的英文作品进入国内，帮他深度接入中国科幻圈；也正是这段联结，为后来的跨文化译介埋下伏笔——刘宇昆之后受邀翻译《三体》第一部与第二部，我们以不同方式合力推动中国科幻真正走向世界。这些选择，其实都和我骨子里“向外拓展”的潮汕特质息息相关。深入骨血的故乡印记，在岁月沉淀中慢慢苏醒，最终促成了我在文化与精神层面的“血脉觉醒”。

比如具体哪一个故乡场景，让你真切感知到潮汕文化的独特性，并且意识到，“故乡”是无法剥离的？

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很深。我小时候住的巷子口，有一座香火很旺的土地庙，邻里们有心事、有难处，都会去那里掷筊问卜，寻求一份慰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最寻常的生活图景，是所有人都习以为常的日常。

直到后来离开家乡，走了很多地方，才发现——这根本不是普遍的生活方式，而是独属于潮汕、兼具烟火气与民俗特质的文化景观。这种“回头看才懂”的认知，也让我更清晰地意识到，故乡的文化早已悄悄刻在我身上。那种香火混合着湿气的味道，那种在严肃仪式中透出的邻里家常感，构成了我理解“人与超自然”“个体与社群”关系的原始模板。

哪些经历或思考，促使你不仅接纳，更进而提炼出“潮汕未来主义”这一概念？

《荒潮》可以说是这场转变的起点，而故事的最初线索，正来自潮汕老家的发小。2011年夏天我回汕头，和发小聚会时，他聊起了距汕头约50公里的贵屿——在这座曾闻名全球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当地人用原始手段处理洋垃圾，无防护作业造成了重度的水土与空气污染，还有孩子坐在电子垃圾堆上玩耍的触目场景……这些细节深深触动了我，而在此之前，我对家乡的这一面竟全然无知。后来我前往贵屿实地调研、搜集素材，最终以其为原型虚构了“硅屿”，完成了《荒潮》的创作。

从《荒潮》开始，故乡给了我创作的底气和根基，从此我更加有意识地从潮汕文化中汲取养分。在此之前，我甚至不太愿意对外强调自己是潮汕人，总想刻意弱化这份地域标签。

觉醒之后，你看待潮汕传统、宗族与民俗的视角，发生了哪些根本性改变？

可以说是彻底反转了。以前觉得繁琐的祭祀、风水等仪式，现在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集体记忆的传承载体”。正是这些仪式、方言、宗族网络，让散落在全球各地的潮汕人能够彼此识别、相互帮扶，形成一种独特而坚韧的去中心化凝聚力。

我也开始拒绝符号化的“本土猎奇”式书写，不再单纯堆砌潮汕元素，而是深挖潮汕族群的迁徙史、华侨文化与宗族伦理，试图以独属于潮汕的文化特质，为中国科幻建构差异化的身份标识。

当“潮汕未来主义”这个概念逐渐清晰后，它为你想象和构建未来，提供了怎样不同的叙事视角或思考框架？

它提供了一种“从地方性出发，抵达普遍性未来”的思考路径，这改变了我观察未来的方式。以前，我们想象未来时，常常不自觉地套用西方科幻的模板；“潮汕未来主义”则意味着：未来不是文化根脉的断裂，而是其最深层基因的激活与放大。我常常这样设想：如果人类未来走向星际移民，潮汕社群很可能会把祠堂、英歌舞、功夫茶具连同族谱一起带上飞船——这不是怀旧，而是一种文化生存的本能。在最极端的环境变迁中，最坚韧、最地域化的文化模板，反而可能成为构建新共同体的精神内核。

这也就是我正在创作的青少年科幻系列《英歌沸腾》想探讨的：潮汕人作为星际移民，如何在异星坚守并重构自己的文化家园。这个视角的核心在于相信：最深植于故土血脉的东西，往往蕴含着跨越时空的生存智慧与凝聚力，因而也最具未来的普遍性。它让我在思考任何技术命题——比如AI伦理或数字永生时，都会下意识地问：如果从一个潮汕宗族的视角来看，这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记忆传承与伦理关系？这种“在地化”的思维实验，往往能撞出意想不到的未来火花。

创作的方法：

借 AI开辟认知，以肉身确认真实

面对AI对创作领域的冲击，陈楸帆既非盲目乐观，也非一味恐惧。他冷静提出“生态位”分析，同时躬身入局，将AI转化为思维辅助工具。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深度利用技术的同时，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肉身经验”的不可替代——那些手写的涂鸦、田野调查的气味、身体在场的感受，才是灵感真正的源头。他可以娴熟地让AI扮演苏格拉底与庄子，进行自由辩论，却坚持用最笨拙的手写，去捕捉那一缕倏忽即逝的灵感。

AI是当前创作者无法回避的挑战，你提出的“生态位”理论很犀利。你如何定位AI与处于各生态创作者的关系？

我的“生态位”理论，核心是说AI会给创作行业划一条“安全水位线”。这条线以上的创作者，有自己的风格、思想和不可替代的特质，AI会成为助力；而线以下的创作者，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现在出版市场本就不景气，很多新人出书极其困难，AI的出现会让这种分化更明显。但对于已经建立起自身创作地位的作者，AI的影响其实不大——毕竟，写作的好坏与市场成功，本身就是越来越复杂的两件事。

所以AI对创作的影响，最终还是回归到创作者的核心特质上。我现在更看重的，是把AI当作教育工具和思维伙伴。我在学校教创意写作，始终认为评价的重点不是最终作品，而是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学到了什么”。AI可以帮我们训练审美和判断力，比如区分AI文本与人类文本、在海量信息中辨识风格差异，这是一个通过AI辅助，更清晰地理解自我创作特质的过程，核心始终是“我”，而非AI。

除了作为高级搜索引擎，你用AI辅助创作有什么特别方法？

我常常用它做“思维训练”。比如，让不同的AI角色扮演历史上风格迥异的作家或哲学家，就同一个主题展开辩论，我则作为观察者，梳理不同的思维路径、吸收多元的视角。还有一种用法，是让AI分析我的聊天纪录，然后诚恳地告诉我：作为一个人，我最大的认知盲区是什么——这种外部视角的反馈，非常珍贵，能帮我打破思维定式。

我还用AI建立个人知识库，存了几百本电子书并按主题分类。当我困惑“小说开头怎么写”，或者想梳理某类创作手法时，它能立刻从所有书中提取相关观点，对比、列表……极大提升了学习和创作的效率。AI最擅长的就是在交叉学科间搭建关联，这是个体很难快速做到的。

你同时又极度重视手写、田野调查这些 “低科技”手段，这种反差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这是一种自觉的平衡。越是在技术带来无限便捷的时代，越要主动“吃苦”，保卫那些容易被技术侵蚀的能力。手写很痛苦，它调动的神经通路和键盘打字完全不同，可这种非线性、可涂画、可随时修改的过程，常常能催生键盘打字无法带来的意外灵感。我随身带着纸质笔记本，家里也存了一抽屉写满的本子，这些都是我创作的“灵感宝库”。

更重要的是，我坚信“肉身经验”不可替代。

我写的很多故事，灵感都源于亲身抵达的地方——我需要感受当地的光线、气味、温度，观察当地人的神态与生活状态，这些细节是坐在家里想象不出来的。比如我的短篇《丽江的鱼儿们》，核心设定是“时间流速差异”，这个灵感就来自我在丽江感受到的、与深圳截然不同的缓慢节奏。

创作终归要扎根于真实的感受，肉身的在场，才是连接虚构与现实的关键。

“赫尔墨斯”的价值：

穿梭于交叉地带

陈楸帆的职业履历难以被单一标签定义：北大中文系毕业，做过房地产营销，待过谷歌和百度，如今是作家、教师与科技顾问。这种看似跳跃的路径，实则是他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使然。在专业细分、话语隔绝的当下，他主动扮演起“赫尔墨斯”的角色——如同这位穿梭于神、人、冥三界的信使，他在人文与科技、本土与全球、虚构与现实之间传递信息、搭建桥梁，寻找对话与创新的可能。

你的职业身份非常多元，这种跨界经历是机缘巧合，还是主动选择？

我的路子可能有点儿“野”。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房地产的品牌营销，跑楼盘、拍宣传片，做了一段时间后，觉得那行的技术含量不高，就果断转向了互联网。在谷歌和百度，我做的是广告相关的工作，需要频繁对接工程师，与他们的日常交流让我对技术的理解不再浮于表面，慢慢摸清了科技人的思维方式。

有意思的是，科技公司里很多工程师都是科幻迷，和他们的交流中我发现：作家写作和他们的工作其实有相通之处——都是把抽象的想法，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讲故事”的过程，只是载体不同。

这种跨界经历，对你作为创作者的核心滋养是什么？

它让我习惯了在不同的话语体系间切换，也让我学会了用多元视角看待世界。我常把自己比作希腊神话里的赫尔墨斯，一个在神、人、冥三界传递信息的信使，我的价值或许就在于提供跨视角的洞察。和科学家聊天，我会从人文伦理的角度提出疑问；和人文学者交流，我会分享技术逻辑与现实应用，这种“故意的错位”，反而容易激发新的思考与创新。

我一直深信，真正的创新往往诞生在学科的交叉地带。这种“连接者”的角色，或许也是潮汕人“务实的理想主义”的一种体现：眼光可以放得很远，但行动要从具体的连接开始。

经历了从批判到共生、从逃离到回归、从拥抱科技到捍卫肉身的过程，你是否找到了“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或许没有终极答案，它更像是一个持续追问的过程。但它会指向一些更朴素的存在之问：我源自何处？我与身后的文化有何种联系？我能为这个世界创造什么？写作本身，就是在不断回应这些追问——答案可能会随着人生阶段变化，但追问的姿态，能让我保持清醒与开放。

这就好比一场个人的“奥德赛”：远行、冒险，最终归来。但归来时，无论是作为“英雄”的我，还是作为“故乡”的潮汕，都已经不是旧日的模样——我们都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准备着下一次出发。

希腊神话《奥德赛》中，国王尤利西斯历经漫长艰险的漂泊，终于归家。陈楸帆在创作旅程上的精神归乡，同样走过了一段曲折的漫漫长路，而他为这场归乡带回的，是被未来科技重新解码的古老“源代码”。这位当下的“赫尔墨斯”最终发现，自己想要传递的重要信息，早已藏在他出发的地方。古老的源代码，如今化作他想象未来、连接世界的独特引擎；而他的写作，正是让故乡祠堂的香火，照亮人类在未知中的栖居之路。

这或许也为身处剧变时代的我们，带来一份珍贵启示：唯有扎根自身的文化根脉，方能汲取面向未来、源源不绝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