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乾佑三年(950年)十一月十三日。

大臣杨邠、王章、史弘肇三人奉令上朝,几人在路上一路聊着,刚走到广政殿外面走廊下面,就被突然窜出的几十名武士砍到。

就在众人错愕之际,皇帝刘承祐宣布了三人罪状,并派人将他们全家都屠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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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太平年》刘承祐

杨邠、王章、史弘肇三人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留给儿子刘承祐的顾命大臣,以上三人中,杨邠原来是枢密使、史弘肇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王章是三司使。

刘承祐继位之初,三人都位列宰执,地位尊崇,他们三人被害在当时后汉朝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刘承祐并未想到,自己采取如此做法,已经动摇了朝廷根基,可他那时已经杀红了眼,不仅要对付杨邠三人,还想要对付同为顾命大臣的郭威(当时郭威已接替杨邠任枢密使,掌握全国兵权)。

幸运的是,当时郭威领兵在外,闻讯立刻率兵杀回,并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有些遗憾的是,郭威在京的家属(连同柴荣的家属)全都遇害。

隐帝刘承祐后来死于乱军中,他之所以酿成如此悲剧,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他身边的一个人——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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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太平年》里,李业这个人出场只有短短几幕,却干了不少恶事,特别是后来残害郭威、柴荣一家,以至于被许多观众列入到必杀榜之列,还在何承训之上。

从剧中情形来看,李业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成功拿捏住了刘承祐的心里。

李业是刘知远皇后李三娘的弟弟,按说刘知远的儿子,理论上都是他外甥,但他偏偏不去帮扶刘承训(刘知远长子),反而偏帮刘承祐,大概率上,他是觉得刘承训英明神武,将来登基后不好拿捏。

剧中也把刘承训之死,安在李业身上(按正史记载,刘承训是病死的)。

刘承祐后来登基后,因受辅臣“孩视”,急于摆脱控制,自然对扶持自己上位的李业信任有加。

不过,多数人只是注意到李业是刘承祐的舅舅,很少人注意到他的职司——武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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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太平年》李业

武德使这样一个官职,品阶并不高,根据史料记载只有七品,剧中李业任武德使,却穿只有四五品官绯色官服,显得很不合理,大概是考虑到李业的外戚身份。

李业是刘知远皇后最小的弟弟,因为年纪最小,被刘知远待在身边,后来刘知远登基称帝后,任李业为武德使。需要指出的是,武德使的官阶虽然不高,权却很重,李业以外戚身份出任武德使,正是刘知远最高明的地方。

武德司本属内廷,后唐时设立,是李存勖专门为了应对藩镇割据、禁军跋扈而专门设立的,这个机构有两个基本的职能,一个是皇城禁卫,另外一个就是特务职能。

李存勖登基称帝建立后唐,本身并不是水到渠成,而是受诸镇劝进的结果,所以他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即便是灭亡后梁后,天下诸镇除了北方实际归属后唐,更不要提其他各镇包括南方诸国只是名义上服从后唐。

更重要的是,李存勖并没有改变自唐季以来武人专权的情形,像李嗣源、朱友谦这样本身有大功于朝廷的人,也都是手握重兵。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皇权自然难以维持高高在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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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李存勖

李存勖本就生性多疑,他为了弥补皇权对军权管控不足的情形,专设了武德司这样一个机构。

武德司最高负责人即为武德使,虽然品阶不高,却是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三省、枢密院、禁军管辖,拥有 “直达天庭” 的密奏权。

根据武德司的职能不同,武德使之下设武德副使、武德判官,分管宿卫、侦缉具体事务。

不管是武德使,还是武德副使、武德判官,基本上都是皇帝直接委派,非亲信不能担任。这么一来,皇帝就能通过武德司实行组专制。

不过,也因为武德司制度上并不完善,加之取决于皇帝个人意志较多,因而其影响力远不如后来与之相似的明朝时期的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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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勖因为惯用伶人,所以武德使一职也由伶人担任。

按《旧五代史·卷三十四-庄宗纪八》记载:

“武德使史彦琼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之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以下,皆胁肩低首,曲事不暇…”

史彦琼任武德使期间,曾受命坐镇邺都,总揽魏博六州军政大权。

不过,也正是因为史彦琼机事不密,后来酿成了邺都兵变。

李存勖之所以遣史彦琼出镇魏博六州,主要是因为在过去历史上,魏博牙兵就以骄横难制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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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原安禄山部将田承嗣投降唐朝廷,被封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在任期间,积极厉兵秣马,养了一支万余人的牙兵。

牙兵本来是节度使所设立的亲兵队伍,然而自田承嗣以后,魏博牙兵父传子、兄传弟,盘根错节,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此后凡一百五十余年,魏博节度使的废立都要经过牙兵之手,以至于当时人称“长安天子,魏博牙兵”。

唐光化元年(898年),罗弘信病逝,魏博军共推罗绍威为留后,后来获唐昭宗正式任命为魏博节度使。

罗绍威虽然凭借魏博牙兵而雄踞一方,却也感到难以节制,特别是牙兵胃口越来越大,他越来越难以满足,后来李公佺之乱后,罗绍威便借助朱温之手,铲除了牙兵。自此以后,罗绍威便失势,自此以后只能依附朱温。

魏博牙兵被削弱后不久,就又迎来了一次史诗级的加强。

公元912年,后梁乾化二年六月十六日,朱友珪篡位登基,任命坐镇魏州的杨师厚为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在魏州期间,整肃了原来魏博军镇的旧势力,并重新拣选士卒,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

杨师厚在魏州期间,一度令李存勖不敢犯境

三年后,杨师厚病逝于任上,后梁末帝朱友贞畏惧魏博军镇,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想将魏博军镇一分为二,却又激起魏博兵变。杨师厚的银枪效节都也归附李存勖。

李存勖趁此机会,出兵吞并魏博,并将银枪效节都归置到自己帐下,称帐前银枪都。在攻灭后梁过程中,帐前银枪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李存勖虽然用魏博牙兵,却也不怎么信任这支部队,他派史彦琼坐镇魏博,无非就是起一个监视的作用。根据史料记载:

“史彦琼,为武德使,居邺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决彦琼,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俯首承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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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同光四年(926年),郭崇韬随魏王李继芨攻灭前蜀,因受到诬告被处决,受郭崇韬影响,时任河东节度使的朱友谦及其部将史武等七人,并族灭其家。

根据史料记载,消息传到魏博后,人心惶惶,因为朝廷并没有公布消息,各种流言纷传,说郭崇韬是因为杀了魏王李继岌在蜀地称王,所以才要杀他全家。

当时,朱友谦子建徽任澶州刺史(朱友谦传中未记载),史彦琼接到诏命,要他秘密将朱友谦子建徽处决,为了不打草惊蛇,史彦琼连夜秘密出城。

不过,史彦琼才离开邺都,就有谣言传开,说他之所以连夜秘密离开邺都,是因为刘皇后恼怒郭崇韬杀了他儿子,已弑帝自立,召彦琼计事。

不凑巧的是,魏博戍守瓦桥关的士兵那时刚换防下来,因李存勖下令不准归镇(魏州),暂时驻扎在贝州,听到魏州传来的消息,军心浮动,军士皇甫晖乘人心浮动,劫杀指挥使杨仁晸,胁迫银枪效节指挥使赵在礼为首叛乱。

邺都巡检使孙铎听说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史彦琼,并请史彦琼迅速调拨兵马平叛,史彦琼不听,还说:

“等到叛军到了再调兵也不迟。”

可等赵在礼率军至邺都城下,史彦琼再想调兵已经来不及,惊恐之余,史彦琼做了个错误的决定,他丢下大军,一个人单骑逃回。

赵在礼率领叛军入邺都,据城坚守,后来李存勖迫不得已启用李嗣源率从马直(皇帝亲军)平叛,结果走到半路从马直兵变,汇合城里的叛军后,拥戴李嗣源称帝。

邺都兵变之所以后来扩大,和史彦琼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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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勖设立武德司,尽管并不成功,但客观上实现弥补皇权对军权管控,因此五代以后,武德司的制度被沿袭下来。

后晋石敬瑭代唐后,全盘承袭后唐内廷制度,武德司得以保留。这一时期,武德司的核心职能进一步向监视禁军、侦伺藩镇倾斜,成为君主防范武将谋反的重要工具,长官仍以宦官、外戚等近臣充任,始终独立于外朝行政与禁军体系之外。

至后汉时,武德司逐步攀至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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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远登基称帝后,任命李业为武德使,从本质上讲,也是看中了李业外戚身份。

隐帝刘承祐即位后,受制于杨邠、史弘肇、王章等辅政权臣与禁军将领,皇权被极度挤压。在此背景下,隐帝倚重母舅李业(武德使),将武德司打造成铲除异己的核心力量。

杨邠三人之死虽然可惜,但他们并非没有取死之道。

杨邠出任宰执后,很多事情他都是自己做主,不经过皇帝刘承祐;史弘肇长官禁军,大权在握,然而因武将出身,脾气性格严急,有些事情上他做法虽然没错,却常让人觉得粗暴蛮横,王章作为三司使主官国家财政,虽然使得府库充盈,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杨邠等三人都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甚至于就连史弘肇、王章之间也因为小事而龃龉),特别是同皇帝的关系。

一次,刘承祐同杨邠、史弘肇三人谈事,事儿谈了一半,刘承祐说了一句:

“审慎谋划,不要让人有意见!"

没想到杨邠却在旁边回道:

“陛下但禁声,有臣等在。”

桩桩件件,都令刘承祐认为“邠等以稚子视朕”。

蔡东藩后来在《五代史通俗演义》中说:

“杨邠、史弘肇专权自恣,目无君上,王章横征暴敛,民怨日滋,声其罪而诛之,谁曰不宜?乃与群小密谋,伏甲图逞,已失人君之道。幸而得手,则权恶已诛,余宜赦宥以示宽大,乃必屠其家,夷其族,何其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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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刘承祐自然更亲近舅舅李业,李业在谋求宣徽使一事上,本就厌恶杨邠、史弘肇等人,因而参与谋划诛杀三人。

郭威建立后周后,武德司作为内廷的机构之一,仍然延续下来。

不过,也许是郭威、柴荣厌恶的关系,武德司在整个后周时期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父子两人在位期间,着力整顿禁军,强化管控,作为特务机构的武德司的作用也就大卫削弱,就连本可发挥作用的情报能力也几近丧失。

公元960年,显德七年,陈桥兵变前夕,京师 “点检作天子” 的谣言遍布,禁军异动频发,而后周武德司毫无察觉、毫无作为,成为赵匡胤兵变成功的重要因素。

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下令重建武德司,以潜邸旧臣担任长官,重拾其特务与禁卫职能。不仅如此,赵匡胤还抽调了大批精锐,充实了武德司,使之成为一个独立于殿前司和侍卫亲军的新军。

作为皇帝的绝对亲兵,武德司负责了宫城保卫工作,从此以后,殿前司以及侍卫亲军不再负责宫城护卫,双方形成了内外钳制。

赵匡胤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防止禁军重现黄袍加身的故事。

即便是禁军真的造反了,皇城之内也有足够抵挡的力量,

不仅如此,赵匡胤在位期间,还加强了武德司的特务职能,武德司的“察子”最初制针对军队,后来逐渐扩大到了官员乃至民间。

尽管也有大臣明确表示反对,可并未影响武德司的发展。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十一月十日,宋太宗改武德司为皇城司。

武德司改皇城司后,机构更加完善,成为维护北宋皇权的专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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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武德司作为一个特务机构和明代的锦衣卫很像。

事实上,二者虽然相似,却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武德司无正规司法权(仅在个别时期拥有有限秘密捕拿权),无诏狱、无审讯处决权;明代锦衣卫拥有独立诏狱,可自行抓捕、审讯、处决,司法权限极大。

不过,从继承关系上来看,明代的厂卫制(由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特务机构组成的情报司法体系)明显也有明显借鉴武德司(皇城司),甚至于影响更加深远。

这也就都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武德司的历史,不仅是一个机构的兴衰史,更是五代十国皇权与军权博弈、乱世政治运行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据着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