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日下午，在著名书法家与诗人娄德平先生的居所，采访了素有“中国知日作家第一人”之称的李长声先生。这场相遇并非偶然，此前在娄先生的书房，我便曾瞥见两本并列的俳句集，一本是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的《俳句一百首》，另一本则是娄先生新出版的六册俳句选集之一，同样收录百首佳作。而娄先生这本俳句集的开篇序言，恰是李长声先生所作。古人云，见其人当读其书，如此才不负相遇之缘，于是我连夜急购李先生专谈日本出版与文学的《纸上声》，盼着先读其书、再见其人，也算得“先声夺人”，更不负这场难得的访谈之约。网购的便捷令人惊叹，次日上午十时，这本书便如期而至，让我得以在访谈前细细品读，为这场对话做好了最充足的铺垫。
只看《纸上声》这个书名，便足以勾起满心的阅读欲，恰是“题好文一半”的绝佳印证。纸上的文字本是无声之物，却能在字里行间传递出千言万语，藏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悠远意境。这字字句句，皆是金鸣玉振之作，李先生以笔墨为桥，寻觅的便是能听懂这“纸上之声”的知音。书名里，既有作者的文化自信，也有渴盼识者共鸣的诚挚，每一位翻开此书的读者，都能感受到被推为知己的亲切与信任感，仿佛与作者隔着纸张，进行一场无声却深刻的对话。
书中开篇之作《漱石那只猫》，更是不负“先声夺人”四字，读来如嚼散珠碎玉，满口生香；又如品橄榄，余味绵长，久久不散。文章起笔奇崛，开篇便引用夏目漱石给弟子信中的一段豪言壮语，字字铿锵，如惊雷破空而来，自有雷霆万钧之势。漱石直言，百年之后，那些著作等身的万千博士教授，终将化为灰泥、湮没无闻，而他立志要做文章传之千秋万代的“野心家”。这份傲岸与疏狂，达于极境，敢与普天之下的文化精英叫板叫阵，看似不可一世，实则暗合了中国“文章千古事”“不朽之大业”的古训。而漱石终其一生，用笔墨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如此看来，与其说他是野心家，不如说他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想来任谁读这开篇文字，都会如闻宏钟大吕，振聋发聩，不由得对书话的主人公夏目漱石，更对书话的作者李长声先生，刮目相看、青眼有加。
李先生的笔力，堪称出神入化。起笔便造极高之势，继之行文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冲堤惊岸，激起千堆白雪，仅用两页篇幅，便纵论漱石的“野心”何以成就“日本近代文学巅峰”。正当笔墨如金戈铁马、气势如虹之时，他却笔锋一转，化作小桥流水的婉约之态，从头讲述夏目漱石的出生。要知道，寻常为文者，多会以此为开篇，难免落得平庸俗套，而李先生这般腾挪闪跃、龙腾虎跃的笔致，绝非寻常人所能为，乃是多年深耕笔墨、潜心修炼而成的老辣功夫，唯有慢品细嚼、反复回味，方能读懂其中妙处。豪放与婉约如此行云流水、无缝衔接，这便是《纸上声》的魅力，也是李先生文字的功力——真正做到了“纸上有声”。
访谈当日，李先生十分健谈，谈及日本文学以及他的研究心得，更是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妙语联珠、金句频闪，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两个小时的访谈录像，一气呵成，顺畅自然，没有丝毫卡顿。访谈结束后，录像分五辑发布于各大网媒，彼时网上搜索“李长声”视频，我所录制的这五辑内容皆排在前列，而访谈音频，还被美国中文电台的“文化天地”节目采用，得以传遍更远的地方。这五辑内容，各有侧重，基本概括了日本文化的最主要亮点：一为如何正确认识日本文化，二为不一样的日本茶道文化，三为日本寺庙文化漫谈，四为日本文学漫谈，五为日本俳句漫谈。所访时间不算长，所谈话题不算多，但内容容量却十分厚重广博，李先生如数家珍、侃侃而谈、挥洒自如，听他讲话，如坐春风，真正体会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真谛。
录完节目，众人余兴未尽，我又得以聆听李先生闲侃“知日”心得，其间多有猛料，令人印象深刻。谈及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李先生直言，所谓“村上春树被诺奖提名”，纯属子虚乌有——后来我才知晓，日本文学界本就不大关心村上与诺奖的纠葛，而诺奖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场依托翻译的奖项罢了。谈及日本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联，李先生坦言，二者血脉相连，鲁迅先生文字的别致，便多少受了日化的影响。说到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更是说道，日本读者也将鲁迅奉为大师，而日本文学的血脉里，本就流淌着汉文化的基因。最令人警醒的，是李先生的一句断言：日本文化只是二流汉文化。诚哉斯言！所谓武士道，早已堕落为野兽道，一个热衷军国主义、沉迷侵略杀掠的国家，哪里还能寻到大汉文化的踪影，更不必说温良恭俭让的儒家风范了。
闲谈间，我忽然想起自己少年时读过的《二十四只眼睛》，便好奇地问李先生，这本书在日本还有人读吗？李先生笑着答道，这是日本的名著，至今仍是日本人的最爱。听到这话，我心中颇有共鸣——这本小说，也是我读过的日本小说中最爱的一本。我读这本书时，大约十三四岁，记忆中那本书很薄，所谓“二十四只眼睛”，便是一位小学老师的十二个学生。一段和平美好的时光过后，战争骤然降临，十二个孩子各奔东西，踏上坎坷的人生之路，多少年后再度相聚，早已人不齐整，但那二十四只明亮如月、清澈如泉的眼睛，在老师的心中，却始终晶晶发亮。那是一种淡淡的、却又深深的伤感之美，萦绕于心，再也挥之不去。
那本书读了好些遍，彼时恰是政治运动高潮时期，我罢课失学在家，日日思念校园生活，思念老师，思念同学，心中满是忧愁，不知何时才能重返课堂。那时的我，便觉得自己，就是那二十四只眼睛中的一双。人生本就是聚聚散散、悲欢离合，一部薄薄的小书，却将这份滋味写得淋漓尽致。少年时能遇见这样一本好书，便是一生的财富，一世的朋友。七十年代，国内翻译的日本进步作家的小说很多，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小林多喜二，后来读李长声先生对他的相关评论，又生出一番全新的滋味，对这位作家，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后来我在机顶盒上偶然看到一部名为《二十四只眼睛》的电影，想来便是这本反战小说的改编之作，却终究没敢看，怕破坏了少年时留在心中的那份纯粹与感动。
李先生不仅深耕日本俳句研究，自身也创作俳句，那次采访，便是利用他从日本回国的间隙——他此次回国，一是与上海交大出版社商谈汉俳自选集三册的出版事宜，二是与三联出版社对接自己书评的出版事宜。旅居日本多年，李先生著述颇丰，仅在大陆出版的作品，便有几十种之多，当代知日作家之中，无人能出其右，也难怪他会被称作“中国知日作家第一人”，其文字延续了周作人、林语堂一代开创的现代性知识随笔，从文学到历史，从风景到文化，系统性地解读着日本这个国家的过去与现在，有知识、有见识、有态度，却无过多情绪渲染，冲淡平和之中，自有一番力量。
访谈当日，娄德平先生与李先生还各自朗诵了自己新创作的俳句。二位先生都出版过多部俳句集，在国际俳句界颇有影响，他们的俳句，既有豪放之气，又含哲思之韵，时而婉约，时而幽默，我们一众听者，自是一饱耳福。随后，娄先生现场挥毫泼墨，为李先生题赠墨宝“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这十个字，精准概括了李先生的写作人生，也成为文坛一段难得的佳话。
令我意外的是，李先生不仅善文，还能饮酒。席间，一瓶酒未尽，便又添了一瓶，我也被这份氛围感染，醺醺然间信口开河，大谈文学，谈及自己的拙著《读破金瓶梅》中的得意之笔，更忍不住谈起了《纸上声》书名的寓意。在我看来，这“纸上书”，既是“纸上无声胜有声”，也是“书话书香最绵长”，思来想去，竟凑出一句：“独味书话长，好美纸上声。”这两句的最后一字，恰好暗寓了李先生的名字，他听后抚掌大笑，连称这是关于“纸上声”三字最独特的解读，随即邀我同干三大杯。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读书与吃酒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名人与草根，皆可称兄道弟，以文字结缘，无拘无束、侃侃而谈，这份自在与畅快，不也是一种美好的“纸上声”吗？
酒酣之时，李先生提笔，为我特意带去的《纸上声》题字：“景洲兄雅正 李长声2017.12.2北京”，这笔墨，既是纪念，也是情谊。李先生的酒量，果然名不虚传，地铁口告别时，他还邀我去酒吧再尽余兴，我却已酒力不支、大醉醺醺，只能婉言谢绝。分别前，我们互换了微信，后来我发布了一篇题为《好美纸上声》的微博长文，谈及自己对《纸上声》书名的解读，李先生看到后，特意告知我，我是第一个读破他书名寓意的读者。我知道，这或许是他的谬夸，却也着实受用，能解作者文心，于读者而言，便是最大的荣幸。
说到书名的寓意，我始终觉得，“题好文一半”，题目便是文章的眼睛。好书好文，往往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金瓶梅》《红楼梦》，仅书名的魅力，便让无数读者痴迷求索，却无一人敢说自己真正读懂了作者的文心。鲁迅先生的小说篇名，更是个个精彩精致，堪称命题经典：《祝福》以事命名，道尽中国妇女的深痛巨难；《孔乙己》以人命名，揭透科举制度的腐朽之恶；《阿Q正传》开篇便干脆由作者自己解题，直白又深刻。说到这里，便想起自己曾发表于《人民日报》副刊的一篇得意之作，题为《闲读鲁迅》，这题目妙就妙在一个“闲”字，行文处处从闲处落笔，篇末点题，却藏着“不闲”的深意，与李先生《纸上声》的命名之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重读《纸上声》，书中诸多佳句，依旧耐人寻味。李先生在书中写道：“去哪个美术馆看当代艺术展，莫名其妙之余，时常被美术馆建筑本身魅惑，不禁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手握一束菊，却被南山吸引，眼光远眺了。”这般文字，平淡中见深意，寻常场景里，藏着独到的人生感悟。他还谈及日本人的二重性，坦言这种特质，中国人早在唐代便已指出：“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而这种言行暧昧的二重性，并非日本人独有，每个民族皆有，只是我们谈论日本人时，常常忘了自己的二重性，譬如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之人。
关于中日两国的相互认知，李先生的见解更是独到。他说，常听人慨叹，日本对中国的认识远远超过我们对这个蕞尔岛国的了解，甚至有日本学者断言，中国研究日本的水准几乎等于零。可事实上，当今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未必高明，日本人时常对中国产生误解、误判，恰恰说明他们也未能真正“知彼”，末了却将过错归咎于中国。李先生还点破一个关键：日本人研究中国，多是研究古代中国，因为他们上溯历史，越往上，便越能溯到中国古代之中，与其说是研究中国，不如说是寻绎自己的历史。他坦言，“上帝在细节中”，日本人对细节的探究，着实比凡事大而化之的中国人强得多，可他们终究找不到“上帝”；而中国人的大而化之，也并非浅薄，同样是一种方法论，自有其深层韵味。
他还引用周作人的观点，谈及研究日本文化的方法：“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并进一步指出，中日两国的根本差别，在于三点：中国是大陆，日本是岛国；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日本却自诩万世一系。这些见解，字字珠玑，打破了许多人对日本文化的固有认知，也让我对中日文化的差异与关联，有了更为清晰、深刻的理解。
如今再忆起2017年12月2日的那场访谈，忆起与李长声先生的相遇、相知，忆起《纸上声》中的字字句句，心中依旧满是感慨。那场相遇，因文字而起，因知己而欢；那本书，因笔墨而活，因初心而传。李先生以笔墨为舟，载着对日本文化的深刻认知，渡我们走出认知的迷雾；以赤子之心，书写着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化的敬畏。而我何其有幸，能读懂那“纸上之声”，能与先生以文结缘，能在少年时遇见《二十四只眼睛》，在成年后遇见《纸上声》，遇见一位真正的“知日者”。
独味书话长，好美纸上声。这不仅是我对《纸上声》的解读，更是我与李长声先生文字之缘的最好注解。那些访谈中的闲谈，那些书中的佳句，那些少年时的读书记忆，终究会化作心底最珍贵的印记，如纸上之声，悠远绵长，久久不散。
本文根据2017年12月2日所写多篇微博整理而成
撰写于2026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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