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日，西班牙内战正式结束，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在后人眼里，这场历时3年的内战无疑是二战的预演，新式武器的试验场，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为信仰而战的勇士，还有那些令人唾弃的侵袭与屠杀，如今都已成为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往事。
20世纪初的西班牙已不再是昔日的全球帝国，而是欧洲最为落后的国家之一。国内充斥着保守势力，同时，工人阶级迅速崛起，大部分地区仍然停留在落后和饥饿的农村状态。土地所有制陈旧，灌溉与耕种技术落后，生产力远远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工业重心集中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这两个地区也是进步势力较为强大的区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利西亚，它不仅是西班牙食品工业的中心，也是独特文化与语言的发源地，以及自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加利西亚以其优质的海产品，尤其是沙丁鱼而闻名。19世纪末，西班牙的首批食品工厂便在此地建立。内战爆发前，西班牙的罐头贸易几乎完全以出口为主，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罐头食品成为列强军队的必需品。而当西班牙自身陷入内战时，保障士兵和百姓的食物供应并非易事。
1894年，西班牙出版了第一本概述军队营养与配给的文献，详细解释了军队在战时与日常需要何种食物配给，并列出9种不同的菜单以及饮料和茶点。战争爆发前，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伙食标准与美西战争时期相差无几，一日两餐共900克食物，主食以面包、豆子、米饭为主，副食为肉、奶酪和蔬菜，饮料包括咖啡、茶、葡萄酒和白兰地。
里夫战争期间，西班牙军队按照传统方式提供食物，由后方厨房烹饪后送到前线；在环境恶劣的地区则食用罐头食品，尤其是油浸沙丁鱼，但由于缺乏饮水，士兵们不会轻易开启罐头。西班牙军队伙食一天能够提供的热量在3300至3900卡之间，低于列强士兵的标准。驻军和医院的标准饮食则是豆类、肉类、蔬菜做的炖菜，用盐和油调味，搭配面包或饼干和酒，每天只供应两顿，分为午餐和晚餐。当时并没有单兵口粮这种东西，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才正式普及野战口粮。
在整个内战时期，双方军队一如既往按照这个标准供给士兵伙食。不过，战争爆发后，西班牙的食物供应陷入严重短缺，主要原因有四点：
运输瘫痪：战争导致双方占领区域交错复杂，食品的生产与运输系统因此陷入混乱和瘫痪。
生产中断：众多企业在战争爆发后或停业、或被工人委员会集体化、或被军队接管，甚至部分企业宣告破产。
工业失衡：随着军工产业成为生产重点，食品工业受到了严重冲击。
农业减产：大量义务兵的征召，使得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直接影响了后方的粮食供应。
双方虽然都面临着食物补给困境，但国民军的情况相对好一些。战争初期，共和军控制了大量人口和工业区域，却仅掌握了30%的农产品产地，这使得他们的食物供应从一开始就面临压力。但由于军队尤其是民兵的表现不佳，未能在国民军军心不稳时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资源丰富的卡斯蒂利亚和格拉纳达地区仍然被国民军牢牢控制，这成为了他们维持士气、对抗共和军的关键。
加利西亚作为国民军的稳固后方，其罐头加工业成为了战争的重要支柱。随着战争的持续，传统的经济体制和国际市场被军队管制所取代，罐头的对外贸易几乎被完全停止，转而全部用于供应军队和平民，其中军队享有优先权。考虑到西班牙本就不多的军火工厂，尤其是许多位于共和军控制区，迅速扩张的罐头行业也被用于国民军的军火生产。在加利西亚，你甚至可以看到一家工厂同时生产出手榴弹和鱼罐头的奇特景象。
共和国之前规定的工作时间被废除，罐头工厂的工人每天必须工作近10个小时，以满足军队的需求。但由于部分工人被征召入伍，剩下的工人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比如比哥的一家工厂，在1933年至1935年间拥有110名工人，每月生产4306个罐头；而在1936年至1938年间，仅有20名工人，每月却要生产69718个罐头。
战争结束后，西班牙的罐头行业变得臃肿且混乱。由于边境关闭和与国际市场的断裂，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西班牙罐头行业遭受了巨大打击。国民军对经济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在农村地区实行征收制度，定期收缴一定数量的粮食。这在本就贫困的农村地区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和镇压，一些奸商也趁机囤积食物和药品，高价抛售以非法致富。
共和军的情况更为严重。土地集体化的实施为渴望土地的农民提供了获得财产的机会，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农村引发了相当规模的派别对抗。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大部分经济实行工人自治，工会掌握粮食供应，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维持地区的食物贸易。一些曾经为权贵服务的酒店被改造成人民食堂，为大众提供平价饭菜。
1936年10月，共和国政府成立了国家供应委员会，负责管理国家有限的物资。他们对食品、烟草和煤炭等物资实行了配给制，可惜效果并不理想，各地配给标准参差不齐，再加上派系争斗，更使得物资分配工作举步维艰，甚至对正常的生产活动造成了阻碍。1937年5月，共和军内部斗争达到顶点，导致多个地区的生产和分配体系遭受破坏和重组。
北部战线的崩溃引发了大规模的难民潮，这些涌入大城市的新居民使得粮食供应问题愈发严峻。由于多数国家对西班牙实行了不干涉政策，外部援助无从谈起，粮食短缺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战前常见的食品变得稀缺且受到严格控制。牛奶和炼乳被官方划归为药品，仅供儿童、重症患者和伤员使用；在战争后期，肉类被列为特殊食品，仅供献血者享用。橙子成为共和军控制区为数不多的非短缺食品，常常被用作其他食物的替代品。在马德里，市民们开始有组织地建造花园，以种植必要的水果和蔬菜。
战争初期，共和军士兵的待遇相对较好，他们的日薪是国民军的5倍，达到5比塞塔，饮食也更为丰富，包括鳕鱼、牛肉、灌装炼乳、咖啡、巧克力和烟草；节日时，他们还能吃到烤羊和白兰地，这些无疑成为了提高士气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双方士兵的待遇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出现了逆转。共和军士兵收到的食物种类减少、质量下降，工资也不再按时发放，导致士气严重受挫。
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一些指挥官甚至削减了士兵的面包配给，使得许多士兵连续数日饥饿难耐。为了改善饮食和提振士气，军队不得不采取多种策略，包括重新允许因节省弹药而被禁止的捕猎活动。士兵们也开始尝试食用平时禁忌的食物，如马肉、驴肉和猫肉；双方士兵还开始通过与平民交换食物来缓解饥饿，有时甚至会因此发生冲突和抢掠。
内战结束后的西班牙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几乎耗尽。战争的巨大破坏，严重影响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能力；更糟糕的是，即便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进口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使得许多必需品难以获得。整个20世纪40年代，西班牙一直处于饥饿和物资短缺的状态。佛朗哥政权也没有兑现“为所有西班牙人提供面包和光明未来”的承诺，取而代之的是监禁和清洗的白色恐怖。
20世纪50年代，西班牙逐渐恢复了元气，实现了所谓的“西班牙奇迹”，但饥饿与战争的创伤，成为了那一代人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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