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重新“开科取仕”，重启中断了十余年的科举制度，在十七年举行乡试，十八年会试，殿试，本次殿试共取四百七十二人，史称明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科，因为状元为福建建阳县人丁显，所以，又有称之为“洪武十八年乙丑丁显科”。
因为这次科举是中断十余年后才又重新开考的一科，明代的第二届科举，所以也是明代科举中又一特殊的，当中的故事也很多的一科了。
这科录取进士四百七十二人，按科举制度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看，这个录取规模不说是空前绝后的，按人数看都是排在前面的，据说因为自洪武四年后，科举停止，朝廷又重走“举荐制”的老路，官场都差不多成为了“门阀世家”了，而民间大量的普通读书人，不管有没有才华，都没有进入仕途的可能。
经过十余年的“堆积”，民间的读书子弟人数量也就非常多了，科举重启，自然的大量的读书人都拼命去考，就造成这科“人才济济”了，几轮筛选下来，最后也就有四百七十二人登金榜了。
本科状元丁显，据说初定并不是他，而是浙江仁和县人花纶，但因为朱元璋做梦在殿试前一天做梦梦到一个和钉子有关的梦，正好在会试名单中，又看到“丁显”这个名，于是就把花纶搞下来，钦点丁显为状元了。
所以说，古代科举制度，虽然说是有一些公平性，但在古代等级制度，以及各种历史环境制约下，有时候“参加考试的结局如何”，不是文化高，知识广就一定可以成为状元的，其他人为因素干扰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这一科进士虽然录取的人数很多，但最后这一科的所人，都是“不受欢迎”的一届“天子门生”。
如明代的“靖难之役”，朱棣和建文帝之间的权力争斗，洪武十八年乙丑科的进士们，以榜眼练子宁，探花黄子澄为首的一多半是站在建文帝这一边的，结果都知道了，最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迁都北京掌管了天下，“成王败寇”，洪武十八年乙丑科的进士们就成为了新帝眼中最碍眼的一科。
同时，偏偏这一科的进士本身又有很多人不争气，在后来明朝廷历年的查贪反腐中，竟然查出这一科中的一百四十余人因此被法办，于是，更不得皇帝喜欢了。
据学者研究，明清两代共举行了科举考试二百零一科，按传统每科结束都制作一方《进士题名碑》，立于国子监，但就除了《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题名碑》是被毁的，其他都基本保存完好，据说就是因以上两原因，最后朱棣下令毁的。
这也是这科特殊的原因之一了。
而这一科中，按登科录，题名录的记载，今天广西地界上出了九位。
即苍梧李熙，兴安唐辉、文敏，阳朔石岳，宜山陈以仁。容县王惟道，临桂吴文，王溥，全州萧桂。
但现在各地的地方志统计，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中，广西的进士人数就显得有点乱了。如清代的《广西通志》，人数和数量都有所不同，各种文献的传播中，就造成了有十一人之说了。这就是古代文献资料不流通，手书字体辨认不同引起的了。
后世的文献认为，洪武十八年乙丑科广西的进士人数为十一人，其中增加了融县王惟通，藤县魏塤。
融县王惟通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有意思了。
看洪武十八年的题名录（登科录没看到），存在很多问题。如有一个“融县王惟道”的记载，这就有问题了。
实际上，容县王惟道，融县王惟通是同科举人，都参加了洪武十七年甲子科广西乡试，并中举，名字一字之差， 而且字形相同，籍贯同音。王惟道是当时梧州府容县人，而王惟通是柳州府融县人。可是偏偏题名录把人名和籍贯给混了，所以后世就把这两人给混了。经对照，王惟道无论是记作容县人还是融县人，他这个名字都出现在进士名录里，但王惟通这个名字，在后面几科都没有找到，这就不怎么明白了。
还有藤县魏塤，地方志都记他为洪武二十四年进士，可能是后世一些文献在编写新资料时，把他列于前，而被人误认为是乙丑科进士。
先不说这两人，就说这科题名录还有一个错误，就是阳朔的石岳，被记为“阳翔县人”，这么严肃的资料中，出现这样的错误，在古代应该是被杀头的吧。
但这么严格的体系下，应该有本登科录，里面记录了中榜人的祖宗好几代。可是却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这应该和朱棣毁这科题名碑的事件有关。
现在网上都在讨论，朱棣对洪武十七年这一批进士十分不友好，把他们相关的登科录，题名录资料都毁了，造成了他们这一科的资料缺失，所以，现在看到流传的与洪武十七年有关的登科录，题名录，大概率是有错误的，或说是不完整的，是某一代的有心人东拼西凑补出来的。
正是如此，也就出现了融县王惟道，石岳广西阳翔人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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