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殿奎回忆秦城监狱32年，六十年代竟然供应鱼翅与海参？|功德林|战犯|海参|牢房|犯人|监狱|秦城|鱼翅

1960年年初的北京，天气还透着寒意。清晨的郊外，工地上却异常忙碌，一排排青砖小楼正在封顶，四周一片警戒森严。参与施工的，除了普通工人，还有一批身份特殊的“劳动力”——从功德林那边押解来的战犯。管理员只告诉他们一句话：“这是个农场。”谁也没提“监狱”两个字，更没有人说，这里很快会成为新中国最保密、级别最高的关押场所之一。

对外，项目名字都没有公开，只是列在苏联援建的一百多个工程之中，顺带一笔带过。在图纸上，它确实看上去更像一个“农场”：成排的低矮楼房，配套小院，围墙与岗楼布置严密，却不显山露水。等到一切尘埃落定，这个地方才有了一个真正让人心头一紧的名字——秦城。

一位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人，后来这样回忆：“从1960年进秦城，一干就是三十二年，加上早期在功德林，前前后后四十来年，青春和中年都交给监狱了。”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人印象里，监狱意味着清苦、压抑，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秦城里的某些角落，却在吃鱼翅、海参，标准还不低。这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在当时的政策考量之下，却有其现实逻辑。

一、从功德林到秦城：隐蔽工程与新监狱成形

1959年前后，随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收押人数的变化，加上整体政策上的安排，建设一座全新的、更加封闭和安全的场所，被提上日程。苏联方面提供设计和技术援助，地点定在北京近郊，对外严格保密。

1960年3月15日，这个地方正式投入使用。那天最先开进院门的，不是新捕来的犯人，而是从功德林转押过来的战犯。这批人，几乎见证了新中国处理战犯问题的整个过程，对“改造”这个词再熟悉不过。只不过，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一座完全不同于传统监狱的新式建筑群。

最初的秦城，只有四栋三层青砖小楼，对应四个监区：201、202、203、204。布局简单，却严密谨慎。一楼和二楼用来关押犯人，三楼很少安排人住，更多起到备用和管理的作用。每栋楼前都有一个小院子，呈扇形展开，供犯人放风使用。

1967年，又陆续增建了六栋监楼和六个小院子。至此，秦城的基本格局定型：十栋监楼，十个小院子，内外重重警戒，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空间。

这一年，外面的世界风云激荡，而秦城里面的节奏，一如既往地严谨、刻板，时间仿佛在这里走得更慢一些。

二、扇形小院与“坐井观天”：日常管理的细致讲究

很多人只听说过秦城，但对它内部的具体样子，其实相当陌生。那一个个扇形小院，就是典型的例子。

每栋楼前的小院，被砌成了十多个不等面积的小隔间。四面高墙，只留下头顶一片天。犯人放风，就在这巴掌大的空间原地走圈、做操、呼吸新鲜空气。站在隔间里抬头，只能看到一小块蓝天，用“坐井观天”来形容，不算夸张。

放风时间一般在二十分钟到一小时之间，根据对象情况调整。秦城有个严格规定：除了战犯之外，犯人与犯人之间，一律不能碰面。于是，放风也得一人一隔间，轮流进行。前一个人刚出去，管理员必须先进去检查一遍，桌椅、墙角、地面全都要看，看有没有留下纸条、暗号，顺便打扫一下卫生，确保不留任何“痕迹”。

有一次，一名管理员刚检查完出来，身边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你这趟进去，跟家里打扫卫生差不多。”他只回了一句：“这里可比家里多一份责任。”话不多，但态度很坚定。

在院子上方，有一条供哨兵来回巡逻的走廊，相当于高位观察点。往下望去，那十几个小隔间里的动静，一清二楚。这样的设计，既避免了犯人之间的接触，又方便统一监视，算是当时条件下比较“先进”的管理方式。

日常管理细致到什么程度？连送风、送水的路线都有明确规定，连叩门声的次数、语气，许多年轻战士都是照着老同志一点点学。有些人刚来时不以为意，时间长了，才慢慢体会到，这些“繁琐”的规定，都是在防止问题出现。

三、六十年代初的“优待”：鱼翅、海参与高级监区

说到秦城，不得不提一个特殊的监区——204。它被称作“高级监区”，不仅因为收押对象级别高，待遇和条件也确实与其他监区不同。

201、202、203三个普通监区，牢房面积一般在十五平方米左右。到了204，一间能有二十平方米左右，空间明显宽敞。地上铺着地毯，床是柔软的沙发床，而不是普通的木板床或硬床铺。六十年代初，这种配置，在一般大城市家庭中都不常见，更不用说在监狱里。

更引人注意的是伙食。204监区那一套，是参照部长级标准来执行的，食材从东华门高干供应点统一采购。午餐和晚餐，每餐两道菜，一荤一素，再加一份汤，主食搭配也很讲究。每周供应一次牛奶和一个苹果，每个月发一盒固体饮料，十二块，多为柠檬茶口味，再配两种方糖，一种是白糖，一种带咖啡味。放在当时的年代，这个标准已经相当不低。

真正让外人难以想象的，是那段时间给部分战犯开出的“营养餐”——鱼翅和海参。注意，这不是人人都有，而是专门为体弱多病或者病后恢复的战犯配备，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身体撑得住，方便继续接受改造。

当时北京城里，能做出像样鱼翅、海参的厨师，其实屈指可数。北京饭店有个叫刘家雄的厨师，会发鱼翅，技术不错，于是被调到了秦城。对他来说，从繁华酒店转到戒备森严的监狱，算是人生路上的一个巨大转折。

有一次，他端着泡好的鱼翅进厨房准备加工，一位管理员路过，看见盆里一堆半透明的细条，忍不住问：“这是粉丝啊？怎么泡这么大一盆？”刘家雄笑着摇头：“这东西可不便宜，这是鱼翅，是鲨鱼鳍上的。你们听过‘鲍参翅肚’吧？这里面的‘翅’，说的就是它。”那位管理员愣了半天，只嘀咕了一句：“鲨鱼倒是没见过，这玩意儿可真够讲究。”

说句实在话，对一些普通出身的工作人员来说，鱼翅、海参在那个年代完全是陌生名词。能理解的是，很多人心里难免犯嘀咕：新中国刚建立没多久，全国都在艰苦奋斗，为什么要给战犯吃这些好东西？

这里头的考虑，其实并不复杂。一方面，秦城关押的很多人，曾经位高权重，社会影响大，中央在处理他们问题时，既要依法，又要体现政策上的区别对待；另一方面，战犯大多年纪偏大，不少人身体不好，如果条件太差，很可能扛不住，反而影响改造的长期目标。把身体调养好，让人活着、清醒地反思，才符合当时的工作思路。

当然，这一切，并不改变他们“犯人”的身份。每日作息仍旧严格，学习、劳动、检查，一个环节都不少。伙食和居住条件好一些，更多是一种策略性的安排，而不是简单的“优厚享受”。

四、高级监区的编号、禁语与送饭规矩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秦城内部的分工也在调整，一些资历较老、作风稳重的管理员，被调往204监区工作。原因很直白：这里收押的对象特殊，对管理人员的要求也更高。

这时的204监区，一般关押人数并不多。人多的时候，十五人左右，平时常态六七人。“人不多，事情一点不少。”有老管理员这样评价。

这些人进来之后，没有姓名可用，只剩下一串四位数编号。前两位是年份，后两位是该年入监的顺序。比如“7103”，就是指1971年第三个入监的对象。这个设计看着简单，实际上既方便内部登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关押对象的真实身份。

有意思的是，在监区内部，真正知道他们姓名的人，其实并不多。像一线管理员，需要掌握他们的具体情况，便于日常管理；而站岗的哨兵，日常接触距离很远，看得到人，却只能记住编号。哨兵不能直呼其名，更不允许私下接触。

这种严格区分，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从教训中一点点总结出来的。早年间，曾有一名犯人和站在牢门口的哨兵闲聊，聊的内容并不算多，大多是天气、吃饭之类。没想到，这名犯人后来写材料时，提到“某某战士对监狱情况很熟悉，还和我说了不少事情”，话语含糊，却被上面当作“有泄密风险”的苗头。结果，那名战士所在的班集体被调离岗位，整个班没有一个留下。之后，监区内部干脆立了“死规矩”：哨兵不得与犯人搭话，更不得有任何形式的私下交流。

工作久了，很多年轻战士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说多错多”。在秦城这种环境中，慎言，几乎成了一种本能。

204监区在送饭方式上，也与其他三个监区不同。201、202、203的饭菜，一律从牢门下方的小方口递进去，这是标准做法。204则改为由管理员直接开门送饭。每人一套四层不锈钢饭盒，上层装主食，中间两层放菜，最下层盛汤。为了避免搞混，每个饭盒颜色、标记略有不同，对应不同编号的对象。有时管理员手里一叠饭盒，走在走廊里，除了脚步声，就是金属轻轻碰撞的声音。

冬天北京冷得厉害，饭菜一会儿就凉。为保证温度，管理员会给饭盒套上棉罩，送到手里时，还能感到一股热气。有的战犯拿到饭盒，没说别的，只淡淡说一句：“谢谢。”声音不大，却多少能听出一点复杂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