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需要在密室中反复斡旋、步步为营的外交谈判，如今却常常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近乎随意的方式，转化为对战争与和平的直接裁决。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欧洲必须发出不同的声音。长期研究“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德国政治学者妮科尔·戴特尔霍夫如此判断。
就在战争爆发前夕，阿曼首席谈判代表巴德尔·布赛义迪还曾公开表示，“和平触手可及”。然而第二天，导弹便落入德黑兰。外交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吗？
戴特尔霍夫并不认同这种悲观论调。她指出，外交并未消亡，但在特朗普的认知中，外交不过是权力运用的又一种工具。他是否谈判，取决于谈判能否帮助他更接近既定目标；如果他判断使用武力更“划算”，他便会毫不犹豫。伊朗问题正是如此。谈判一度被描述为“富有成效”，特朗普也暗示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但军事打击已在筹备之中。
戴特尔霍夫现任德国莱布尼茨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所长，同时是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秩序理论教授。她在“规范秩序”研究联盟中，长期关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如何运作。
历史上，军事威慑并非完全游离于外交之外。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外交实践中，也存在所谓“强制性外交”，借助制裁与威胁，在危机情境下迫使对方改变行为。
“或许应该倒过来说，在特朗普那里，外交只是战争的手段。”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强调在利益冲突与持续摩擦中建立共同理解。这需要同理心、信任与耐心，也需要在非公开场合为妥协保留空间。特朗普的风格与此背道而驰。他频频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立场与决策，随时更改态度。他的目标不再是构建长期关系，而是清晰地传递一个信号：不让路者，将被清除。
当被问及特朗普公然违反国际规则、甚至对国际法嗤之以鼻是否意味着“新常态”时，戴特尔霍夫给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
规则被违反，本身并非灾难。国际社会中，没有任何国家能始终严格遵守所有规则。规则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规范一类广泛情境，而现实的具体情况往往复杂多变。频繁的违规，甚至可能提示规则本身需要调整。
但问题在于，当规则被公开嘲讽、以骄傲姿态践踏，而无人提出严肃批评与交涉，整个秩序的根基就会动摇。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违规会受到批评与协商；一旦批评消失，规则也就失去支撑。
有特朗普的支持者辩称，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早已名存实亡，特朗普不过是坦率表达国家利益。这种“推倒重来”的论调乍听之下颇具吸引力，仿佛要挣脱旧有束缚。但回顾历史，彻底摆脱限制与约束的尝试，往往以大规模战争收场。
二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非完美，却在相当长时期内维系了相对稳定。若缺乏外交与国际法框架，世界将重新滑向强权即正义的丛林逻辑。
戴特尔霍夫认为，特朗普既是秩序衰败的推动者，也是长期趋势的产物。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的独特优势，使其多次在有无盟友支持的情况下，突破国际法边界以实现自身利益。
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便是典型案例。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以“九一一”恐怖袭击为背景，发动所谓“世界秩序战争”。伊拉克战争更是基于后来被证明错误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指控。这两场战争代价高昂，伤亡惨重，未能带来稳定民主，反而催生新的暴力势力和跨国恐怖主义浪潮，包括“伊斯兰国”。
这种以秩序之名行军事干预之实的政策，使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失去大量信任。新冠疫情期间的合作不足，更加剧了这种裂痕。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公然违反国际法。2023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袭击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围绕这些冲突，全球南北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显现。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不愿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指责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与加沙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都出现了明显的对立情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前，已经出现裂缝。如今，他只是顺势而为，加速这一进程。
面对美国的强势与不确定性，德国与欧洲是否只能顺从？
戴特尔霍夫承认，考虑到特朗普对批评者的态度，表达反对意见需要分寸。但若完全沉默，风险更大。德国政治人物弗里德里希·默茨在伊朗遭袭后曾表示，现在不是讨论国际法顾虑的时候。戴特尔霍夫指出，默茨显然希望维持与特朗普的合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一场为期十二天的冲突中，当美国支持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默茨最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为欧洲“做了脏活”，但随后与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对行动提出批评。如今，他显然更加谨慎。
当违规被视为常态，甚至不再被视为违规，法律的力量便悄然削弱。 未来再要批评他国破坏规则，将缺乏立场与说服力。
戴特尔霍夫提醒，如果欧洲国家认为自己连口头上维护国际秩序都无力承担，那便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点。近年来，军控机制不断瓦解，自2013年以来未再启动新的维和行动；全球贸易日益转向关税壁垒与政治阵营逻辑。秩序的约束力，正在减弱。
她主张，在对特朗普采取策略时，应在妥协与反对之间保持平衡。国际法并不会因个别大国违规而立即崩溃，真正的危险在于无人再提出批评。若所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法律将失去意义。
欧洲并非孤立无援。全球各地区仍存在潜在伙伴。关键在于，欧洲是否能够以可信姿态坚持规则，并推动其适应二十一世纪的现实。秩序需要更加公平，让“全球南方”国家真正参与其中；也需要在某些领域给予更大灵活性，将更严格的义务限定在自愿承担的国家集团之内。
倡议从何而来？这本应是欧洲最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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