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杂文不受待见了，被边缘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杂文成了流行的文体，以至于鲁迅的主要作品都是杂文作品。因为那个时候主流媒体都是国民党办的，很难展现民间的声音。或者说当时的国民党统治犯了历朝历代统治的通病，就是脱离民间，不懂得民生疾苦，也不想为老百姓发声，只是维护权贵的利益，当然就不允许杂文出现。倘若有杂文批评权贵，触动了权贵的利益，那么写杂文的一定是平民百姓，而不是权贵自身，不然就会被排挤出权贵的圈子。没有任何权贵喜欢拿着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因为他们获得权力或钱财并不容易，需要珍惜。即便他们象征性地批评几句，也只是委婉地说，就好像现在一些单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样，开会的时候只是委婉地批评，明着是批评，暗地里是表扬。就像员工批评领导不顾家一样，一心扑在事业上，只知道工作，应该照顾一下家庭，实际上是表扬，哪里有批评的半点影子？人都是这样，喜欢听表扬的话，不喜欢听批评的话，一旦有人批评，就很可能反唇相讥，甚至饱以老拳。国人不喜欢道歉，也不喜欢批评，所谓的道歉，就说对不住了，或者说那事就那么着了，实际根本没有诚心道歉。至于批评，只能批评别人，却不会展开自我批评，因为自我批评相当于检讨，气势上弱了几分，当然不喜欢这样。倘若非得自我批评，那么就要离开这个场合，跑到别处躲着去了，甚至根本不开会，当然，也就避免了自我批评，只是让别人丢丑。
国人认为自我批评就是丢丑，等于自揭短处。杂文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针砭时弊，还会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当然不容易流行开来。可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样的杂文就容易流行开来，具有一定的战斗性。国民党当局提倡所谓的民主，实际是假民主，但偏偏要做样子给人们看，那么杂文作家就获得了生存的土壤，要不断搞批判，还能吸引很多人的关注，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吸引了流量，当然赚钱不少。抗日战争期间，杂文照样受到待见。1940年7月，夏衍、宋云彬、聂甘弩、孟超、秦似五个人主办了刊物《野草》，宗旨是专登短小的文章，就是专登杂文，宣传抗日，反对腐败，针砭时弊，向往光明。这样的刊物想透过重重的钳制和严密的文网，发出几声呐喊和呼号，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大后方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挣扎、斗争和希望。刊物出版以后，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要求变革，但受到许多青年人的爱护和欢迎，发行量由3000迅速增到1万，最高印数能达到3万份。虽然当时用了低劣的图纸印刷，看似很伤眼力，但人们并不在乎。杂文的批判性显露出来，会引导青年走向正确的道路，当然有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受到很大的重视。建国以后就不一样了，属于“三家村”的吴晗、邓拓、廖沫沙秉承了鲁迅的杂文传统，要继续写杂文，但很明显不合时宜，受到了批判。
因为不是杂文兴盛的时代了，没有国民党可以批判，没有日本人可以批判，但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良现象，存在着官本位主义和权本位主义的现象，甚至还有各种铺张浪费现象，但就是不能批判。因为社会主义刚刚建立，应该只说好，不能说不好，应该大唱赞歌。可是杂文作家是理性的，并不能只唱赞歌，而是看到事物变化发展的负面因素，看得比较全面。倘若让他们只是唱赞歌，那么他们就不如不写，以免增加太多的文字垃圾。在作家受到批斗的年代，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闭嘴了，不敢说，也不敢写。而到了现在，似乎又有一定的反弹，很多作家仍然不敢写，或者写了之后根本不能发表，那么他们还写那些东西干什么呢？发表了的大多是文字垃圾，等于作家没有说真话，却偏偏能够迷惑很多读者。其实市面上就那么几本文学作品，或者说文学作品市场已经被资本垄断，被权力系统严格管控。作家只能虚与委蛇，倘若真的像巴金那样说了实话，就很可能发表不了自己的作品，那么写作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倘若鲁迅现在还活着，一定会有很多杂文面世，也一定会把社会批得体无完肤，但鲁迅活着不可能再写杂文了。因为他写的杂文发表不出去，即便他变换=一百多个笔名，也照样发表不出去。在发表层面，不仅有人工审核，而且有大数据审核，会挑拣所谓的违禁字，不让带有违禁字的作品发表。
看看那些主播，为了躲避违禁字，用其他的字眼来代替，说的都像土匪黑话一样，就知道现在的媒体审核有多么厉害了。不但正规媒体有严格的审核，而且自媒体也有严格的审核，甚至弄得很多主播不会说人话了。写杂文的作家更是要斟酌损益，不能随便发表，不能逞一时口舌之快，不然就很可能连作家都做不成，发表的权利都被取消了。因为在书报审查阶段，有人一旦看到说真话的作家名号，看到与他相同的文风，就一概打杀，那么作家还发表个毛啊？社会上有很多坏人，也有很多坏现象，需要作家去发现，去写作，公布出来，而不是任由其发展，也不是完全忽略不计。可是偏偏出现了问题，并不是他们自身出现了问题，而是权力系统的管控出现了问题，是资本控制的文学市场出现了问题。权力管控方面加大力度，不允许杂文作家说真话，而资本同时加大力度垄断了整个文学市场，只允许那些说假话的作品流行，进而回避社会矛盾。当然文学作品并不缺乏，总是大批量上市，却没几本说真话的，甚至连同学术著作都有造假的，就更别提文学作品了。既然社会要发展，就应该采用包容的态度，应该允许杂文作家写作和发表，允许他们说真话，允许他们批判社会坏现象。
倘若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坏现象，却不允许杂文作家批判和指摘，而统治阶级又不具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那么社会就会一如既往地烂下去。虽然表面会表现为和谐的状态，或者说很多作家都在说假话，歌颂和谐，而内在里却乱成了一地鸡毛，一旦发生变动，将不堪设想。不如让作家荡开笔触，随便写起来，起码实现了言论自由的宪法规定，而不至于控制言论太严密，以至于杂文作家几乎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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