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
2013年，当张高平拖着被吞噬了整整十年的光阴走出监狱大门时，对着镜头说的这句话，像一把钝刀，狠狠地划在了许多人的心口上。他说的那个“女神探”，叫聂海芬。就在几年前，这个名字还是杭州公安系统乃至整个司法战线上一面响当当的旗帜。媒体曾用充满柔情的笔触描绘她，说她是“专与死囚对话的现代女提刑官”，经她手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案件超过350起，准确率号称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百。谁能想到，这“无懈可击”的神话背后，竟然藏着如此不堪一击的真相？
一将功成万骨枯
聂海芬的成名，几乎是踩在张氏叔侄的肩膀上，被媒体托举起来的。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一档栏目播出了“浙江神探”系列报道，其中一集专门讲述聂海芬，标题就叫《无懈可击聂海芬》。
节目里详细复盘了她如何侦破2003年杭州“5·18奸杀案”。面对镜头，聂海芬侃侃而谈，讲述她们如何在没有任何物证、甚至在死者的指甲里提取到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
这份DNA既不属于张辉也不属于张高平的情况下，硬是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叔侄俩开口交代了犯罪事实。
聂神探把这套方法总结为心理上的“暗战”，自信能从细节入手把证据像珍珠一样串起来。
可问题是，当关键的物证（DNA）明明指向了迷雾中的第三人时，那种执着的“串珍珠”，到底是在还原真相，还是在制造一条看似美丽的锁链呢？
如果说DNA的“乌龙”还能用技术局限来解释，那口供中的蹊跷就完全是人力可以察觉的常识漏洞了。
节目中聂海芬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张辉供述实施强奸时是在汽车前排，叔叔在后排；而张高平却说三个人都在前排。一个说脱了上衣，一个说没脱。如此南辕北辙的“细节”，非但没有成为疑点，反而成了聂海芬展示“神技”的道具。
为了印证口供，聂神探组织了一场有当地人大代表见证的“指认现场”，她说，不是他作案的，不可能说得那么细，不可能每个点都那么准。这话听起来逻辑严密，但经不起推敲。
多年后张辉和张高平道出了另一面的真相：他们根本不认路，更不知道所谓的“犯罪现场”在哪里，“指认”被迫进行了三次，直到说法和警方勘查报告吻合为止，而当时车上的代表，据说根本没下车。所谓的“见证”，见证的究竟是什么呢？
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那个被聂海芬在电视上津津乐道的“突审”和心理战，在张氏叔侄的记忆里完全是另一番地狱般的景象。
张高平曾控诉，在杭州他被连续站了七天七夜，被反剪双手向上提，被用矿泉水往鼻子里灌，手臂上至今留着烟头烫的疤。
张辉则讲述了另一个令人发指的细节：看守所里有个叫袁连芳的“牢头”，每次他提审回来翻供，就会被这个牢头叫人拉到厕所里打下身，而这个牢头对他案情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张辉本人。
他们恨牢头，更恨那只看不见的手。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问题是：如果聂海芬本人确实没有直接动手，甚至可能真的没见过这两个含冤的男人。张辉和张高平都斩钉截铁地说从未见过这个女警提审他们，那她坐在办公室里，面对那些被打得遍体鳞伤后“配合”出来的笔录，面对那个刺眼的陌生男性DNA，她究竟有没有哪怕一瞬间，怀疑过这些“珍珠”的真伪？
大梦谁先觉
2013年，随着真凶勾海峰（另案处理，已于2005年执行死刑）的DNA与被害人指甲里的残留物比对成功，张氏叔侄终于被宣告无罪。这桩铁案一朝翻转，舆论哗然。那个曾经被誉为“无懈可击”的神探，瞬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人们都盯着浙江警方那句“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的承诺。
2013年4月，浙江成立了调查组，开始彻查。张高平出狱后也一直在等待，等待那个把他送进地狱的“女神探”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等待，会有结果吗？
后续事情的发展像陷入了泥沼，缓慢而模糊。2014年，当呼格吉勒图案的专案组长冯志明被迅速带走调查时，公众再次把目光投向了聂海芬。
但直到2016年，网络上虽然多次传出聂海芬“受审”的消息，甚至配有所谓的“判决书”和“受审照片”，最终却被证实是谣言。面对记者的核实，杭州市中院和检察院均表示未公诉也未审理此案，而聂海芬本人则回应称自己正在正常上班，并未受审。
关于聂海芬的最后处理结果，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结论公之于众。有学者分析指出，在张氏叔侄案中，聂海芬的角色是“指导者”而非一线审讯员，证据链的断裂发生在多个环节，追责不能只聚焦于一个人。也有人从法律技术层面分析，要界定她在预审把关过程中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存在很大的取证困难和法律争议。但公众的追问显然不止于法律条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