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等待预审分庭决定杜特尔特案是否进入全面审判阶段之际，识别这些叙事模式，对于我们在当今信息环境中保持批判性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长期关注专栏的读者而言，或许还记得我们撰写的一篇报道。当时，杜特尔特因涉嫌反人类罪被国际刑事法院逮捕，而其网络支持者随后迅速将他塑造成了一名受害者。
距离那次逮捕已经过去整整一年。回顾这段时间的发展：预审程序原定于去年启动，但杜特尔特阵营以其“身体状况不适合受审”为由，成功将程序延期。
随后，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基于管辖权问题提出上诉，但国际刑事法院驳回了该请求。
同年，杜特尔特寻求临时释放的上诉再次失败，法院裁定其身体状况足以接受预审。预审听证会最终于今年举行，但杜特尔特以自己“年迈、疲惫且虚弱”为由，申请缺席程序。
在预审听证会上，当聆听杜特尔特的首席辩护律师尼古拉斯·考夫曼提出辩护理由时，笔者不禁产生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感——这些论调早已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考夫曼声称，杜特尔特关于下达“击毙令”的言论被断章取义，而这种曲解主要归咎于媒体。他坚称这位前总统从未亲手杀过任何人。现存记录清晰表明，杜特尔特本人曾公开承认过相关杀戮行为。
考夫曼将杜特尔特描绘成一位深受民众拥戴的民选领袖，声称其政策和行动的根本出发点是服务菲律宾人民。他暗示，杜特尔特的各项决策，尤其是涉及“毒品战争”的举措，均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对于神经末梢数据取证公司的团队来说，这些话术可谓屡见不鲜。每当我们分析那些为杜特尔特、其家族以及他所谓的政治遗产辩护的海量网络言论时，总能看到这些熟悉的论调。
在预审听证会结束后的几天里，我们再次观察到这些策略是如何被套用于构建新叙事的。
尽管当时关于嫌疑人是吸毒者的指控尚未得到证实，但舆论叙事已被迅速定调，以此来强化支持“毒品战争”的话术。克丽斯塔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追踪与记录。这种将突发悲剧转化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手法，正是其网络操纵的典型特征。
当考夫曼将杜特尔特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处境归咎于媒体时，他也同时向学术机构猛烈开火。他将这些机构描绘成一个庞大网络的一部分，指责它们暗中操控着围绕其当事人的舆论叙事和法律行动。
他们声称，这些批评者只在涉及前总统的问题上发声，而在其他犯罪事件发生时却保持沉默。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转移视线”式的诡辩策略。
这些叙事的泛滥，凸显了杜特尔特家族在网络上依然保持着持久的影响力。而在那些充斥着虚假信息和误导性言论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这种影响力仍在不断被强化并从中获利。
在我们等待预审分庭决定杜特尔特案是否进入全面审判阶段之际，识别这些叙事模式，对于我们在当今信息环境中保持批判性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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