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并非抽象的名词，而是在地理、制度、人群与日常生活的交错中缓慢生成。因此，写作文明史的作者，如果只是伏案于典籍之间，反复品读前人的理论，闭门造车而忽略了真实而复杂的世界，不曾走入历史发生的现场，触摸文明运行的肌理，再宏大也难免空泛，再严谨也缺乏温度。
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名学者陈浩武老师真正做到了怀揣悲悯之心，以在文明的发生地理解文明的初心和境界，“边读边想、以行证知”，用脚步丈量文明。
从2000年开始，他一直专注于人类文明史研究，沿古丝绸之路，走访世界近90个国家。二十余年思想凝结，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作一番概览式梳理。
《从长安到罗马：人类文明三千年》是陈浩武老师转型之后的首部作品。
▋陈浩武的3次转身，
每一次都走在“时代前面”
改革开放初期，陈浩武老师从一个供销社的普通售货员，做到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研究所所长。1980年代，在“刘道玉时代”的武汉大学，他拿到经济学博士。1990年代，他是第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孤勇者，下海创办长江证券公司，使其跻身全国前六。
然而，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2000年前后，他却感到深深的不安：道德堕落、精神衰败让人活得不幸福、没有尊严。于是，他完成第二次转身，倾尽家财投身公益与文化事业，并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寻找信仰。
2006年前后，为了更深入理解信仰、洞察文明，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他选择真正回到“思想源头”——不仅在思想上，更在身体上。他为自己设下一个“近乎笨拙却大胆”的计划：走出书斋，用脚步丈量世界文明。
十几年间，他把书中抽象的事件，置于地理与人的选择之中：从丝绸之路古关隘，到马丁·路德的故乡，再到明治维新的旧藩之地，每一次踏足，都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再认识。
这不是观光，而是“边读边想、以行证知”。正是这些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积累，让他超越常规的理论视角，把认知照进前路，也让行动化为现实，也最终才有了《从长安到罗马》—一本真正“思行合一”的人类文明史。
这本书印制发行之际，恰逢陈浩武老师随团奔赴南极前夕——南极之旅是七十岁的陈浩武对自己的另一次挑战。在征得多方同意之后，陈老师携本书一起奔赴了这场南极之旅。因此，本书可能是迄今在南极做特殊首发的中文世界第一本书。
陈浩武老师说，带上南极的所有物品都要经过严格报备和消毒，以防止污染和伤害那里的环境。能将这本新书带上南极，虽然经历波折，但极具象征意义。于是，在声声清脆而悦耳的企鹅啼鸣下，一本对全人类文明进行概览式介绍的新书问世。
▋人类历史的演化的四个阶段
在这本新书中，陈浩武老师把人类历史的演化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轴心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文明与现代文明。
轴心文明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这一时期，在北纬25度到北纬35度之间， 在古中国出现了老子和孔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在古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和大雄。他们一位创立了佛教，一位创立了耆那教；在古犹太，出现了一大批犹太教的先知，像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在古希腊，出现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理性哲学家；在古波斯，出现了琐罗亚斯德，他创建了被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拜火教”。
轴心时代的文明超越，完成了人的精神化。人类真正进入了精神觉醒时代。今天所有人类文明，都是轴心时代精神突破成果的发展和延伸。
希腊罗马文明
希腊、罗马的政治体制以及罗马法等，对人类影响深远。
▲美国“国父”们
美国立国时期的联邦党人，在费城制宪的时候，他们要建立一个集共和制、元首制和帝制相统一的国家，他们心中的目标是罗马。
《罗马私法》通过法律界定了私人财产。陈浩武老师强调，人有了私人财产，才从群体的汪洋大海当中独立出来，成为自由的人和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人格精神来自何处？来自私有财产。
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人格，而有了人格才有人文主义的产生。罗马私法是人格的前提，而人格又是人文主义的前提。
在公元1世纪，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融合，这次融合的成功是基督文明的诞生，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同样非常巨大。
中世纪文明
我们常说“黑暗的中世纪”。陈浩武老师非常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它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西罗马帝国灭亡，蛮族入侵，从欧洲角度看，的确充满混乱。但如果我们站在全球视野来看这段历史，不但不黑暗，而且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文稿
首先是罗马教廷对蛮族的基督教化，使这些蛮族逐步走向文明；其次是阿拉伯人在9至12世纪的“百年翻译运动”中，翻译了许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经十字军东征，欧洲又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
其次，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确立了“王在法下”的传统，把权力关在法律的笼子里，国王也要遵守法律，这些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进步意义。
现代文明
陈浩武老师指出，现代文明从1500年的大航海时代开始，接下来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然后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等，这些最终塑造了我们身处的现代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轴心文明时代以及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代。
我们人类的所有游戏规则，基本都是在这两个时代奠定的。
轴心文明时代，尽管东方的孔子等人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具体主张不一样，但他们的内在精神气质相同，都是以人为中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等，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基础，要互相尊重、遵守规则。
在文艺复兴及启蒙时代，人类确立了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以及法治原则等。
▲奥古斯丁，中世纪思想家
人是有自主性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这种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自己要为自己承担责任。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制度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基石。不尊重私有财产便是不尊重别人的权利，那么也便无文明可言。
所谓法治，不单纯指法律约束，最简单地概括就是我们人类要按规则行事，而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文化存异，文明趋同
文化与文明有何差异？
北师大曾经召开过一次关于跨文化比较的学术会议，有一位学者指出，南美巴西从1500年沦为殖民地到1882年独立，在三百多年间，它的原生性文化基本消失，为了寻找文化认同，有人竟然找到了一个原始部落的食人传统，称其为“食人主义”。 并强调，这只是一种文化描述，在跨文化比较中，文化多样性是合理的。
对此，有的学者表示不可接受，“食人也就罢了，还主义！”文明与野蛮相对，无论如何，食人都不可接受。
文化存异，文明趋同。 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强调差异性，而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更追寻彼此的一致性。
文化是如何演变为文明的？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提出“软实力”理论，强调文化间软性交流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还有一种硬性的、强制性的文化传播，例如战争——战败者接受战胜者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帝国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
▲罗马五贤帝
一般提到帝国，我们基本持负面看法，例如帝国主义。但在西方，有些学者却对它存有另一种评价，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认为，有两件最值得追求的好东西，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帝国。他认为，自由是精神追求的实质，而帝国则是实现自由的载体。
以温泉关战役为例。列奥尼达率领300名斯巴达勇士战死在温泉关，波斯统帅把他的头颅砍下来，悬挂在高杆上。第二年，在普拉提亚战役中，斯巴达所率盟军又打败了波斯，也杀掉了对方的统帅。于是有人建议，同样把这位敌人的头颅砍下来悬挂。斯巴达统帅却反对：“那是野蛮人的行径，岂是我辈所为？”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此评价说，这不仅是武力的战胜，还是文明的战胜、文化的战胜，是全面性的胜利。
类似还有亚历山大帝国的征伐，一方面战争确实带来苦难。但另一方面，统一的帝国用强力推行自己的文化，从而促使各种文化趋同，渐渐形成文明。
▋现代性反思：
放下包袱，融入文明
我们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所谓的现代性危机？
1840年，传统帝制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自此被抛入工业革命后的全球化丛林，开始现代化转型。迄今，我们仍在这场转型的延长线上。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以“船过三峡”比喻这一过程：“曲折凶险、惊涛骇浪、极其痛苦、代价极大、一转百转”。
距1840年已过去185年。今天，中国正穿越“历史三峡”最关键的时期，“现代化”之路却面临危机：
种种反理性、反启蒙的前现代规则、习俗与价值观，不仅没有伴随着互联网革命发生质变，相反，各种解构现代化的反智、反市场、反全球化的言行甚嚣尘上。
市场经济、有限政府、保护人权、个人自由、尊重领土完整等普遍价值，曾是现代国家共同捍卫的秩序，如今却遭腐蚀与清算，甚至在西方也岌岌可危。
陈浩武老师认为，当前中国面对的现代性危机，根源在于轴心文明的现代性转型之困。
他以中日近代两场改革进行比较，这两场改革分别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
中国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思想家是张之洞，他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思想家是福泽谕吉，他认为西方的技术与制度是统一体，我们不能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中日之间，对待外来文化为何如此反差？根本之处在于中国是轴心文明国家，而日本是非轴心文明国家。
轴心文明国家放弃自己的轴心文明，等于放弃了自我认知，便不能解决“我是谁”的问题。而日本没有这样的顾虑，脱亚以后马上在入欧中重新找到了身份认同。
中国拥有发达、高级的文化，反而成了我们现代性转型的包袱，这依然是我们现在的困境。
一个地方越有文化，对外来文明的阻力越大。就是因为我们太有文化了，所以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愈发艰难。
例如，梁启超曾经一度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他甚至提出以孔子纪年的方式对抗耶稣纪年。但是最终，他选择的结果还是拥抱世界文明，融入世界文明。
但从长远看，所有拒绝融入世界文明、沉迷投机取巧的文明，最终都难逃衰亡的命运——古埃及、古巴比伦，皆是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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