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小婶做了一件错事，和小叔吵了一辈子，临终说：分开埋|二妮|奶奶|小叔|庄稼汉|陈世美

今年三月，我的小婶冯二妮走了。不是什么急病，是肺癌，拖了大半年，把人耗干了。出殡那天，唢呐吹得呜呜咽咽，小叔刘志学默默地蹲在老屋的墙根下，眼神空茫茫地望着抬棺的人走向山那边，脸上既没有悲伤，也看不出解脱，就是一片木然，像一尊风化了的石像。

小婶最终没有埋进我们刘家祖坟那片向阳的山坡，而是依着她的遗愿，埋在了山的那一边，隔着一条深深的山沟。她说：“累了，吵了一辈子，以后离得远点，图个清静。”

村里人都悄悄议论，说这老两口，吵吵闹闹一辈子，临了连埋都不愿埋在一处，真是……可我知道，小叔和小婶走到今天这一步，所有的根，都埋在八十年代，埋在小婶做的那件“错事”里。

我爹兄弟姐妹五个，他排行老三，上头有两个姑姑，下面有一个小姑，最小的是我小叔刘志学。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家都穷。我爹只念到小学五年级，就被爷爷送去跟人学木匠手艺了，爷爷说：“学门手艺饿不死”。

小叔不一样，他是家里的老幺，聪明，喜欢读书，爷爷奶奶疼他，就咬着牙供他。1976年，小叔高中毕业了，这在村里可是了不起的文化人。他个子高大，眉眼清秀，书卷气浓，很快就在村小学当上了代课老师。虽然工资微薄，但站在讲台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说出去体面。那时，上门给小叔说亲的媒人，快把门槛踏破了。

可小叔心气高，总说：“不急，我还小，再看看。”他想找个什么样的，没人知道，或许他自己也朦朦胧胧。

谁也没想到，转过年来，村里的生产队长冯大锤亲自上门了。他相中了我小叔，想把自己闺女冯二妮嫁过来。冯队长在村里有权有势，他家日子比一般人家宽裕。可问题是，他那个闺女二妮，长得实在不尽如人意。又黑又矮，圆脸盘，小眼睛，干活是一把好手，但跟“俊俏”二字毫不沾边，村里背地都叫她“矮冬瓜”。

小叔一听就摇头，坚决不同意。可冯队长有他的办法，他不逼小叔，天天来家里找爷爷聊天，递上好烟，说着队里的事，话里话外透着亲近和压力。今天送点稀罕的白糖，明天帮忙安排个轻省工分。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面皮薄，架不住队长天天热情“拜访”，心里也盘算着：攀上队长这门亲，家里以后在村里是不是能好过点？再说，二妮那闺女，除了模样，其他挑不出大毛病。

终于，爷爷松了口，他把小叔叫到跟前：“志学啊，爹知道你的心思。可那二妮，虽说黑了点，矮了点，但手脚麻利，能干，性子也直爽。咱庄稼人过日子，图的不是那张脸，是实在，是能把家撑起来。冯队长家底厚，你以后……也能少吃点苦。”

小叔从小听话，看着爷爷为难又期待的眼神，再看看家里光秃秃的土墙，他沉默了许久，最终，极其缓慢地点了点头。

冯家生怕小叔反悔，亲事定得飞快。小婶过门后，性子确实泼辣，说话嗓门大，但里里外外一把手，灶上灶下，田里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小叔是个闷葫芦，平时除了看书，话不多。一个吵吵嚷嚷，一个沉默寡言，日子倒也磕磕绊绊地过了下来，像大多数农村夫妻一样。

平静的日子在1978年被打破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惊雷一样传到村里。小叔那双沉寂了很久的眼睛，一下子被点亮了，里面有火苗在窜动。他也想去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这时，小婶刚怀上孩子。一听小叔要丢下她和孩子去考什么大学，立刻炸了锅：“刘志学！你疯了？！你走了，我和孩子咋办？这地谁种？家谁管？你一个农村人，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能当饭吃吗？不准去！”

那是小叔第一次跟小婶红脸吵架。他激动地解释，说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说考上大学会有工资，会让家里过得更好。小婶听不进去，她只觉得男人要飞了。最后还是奶奶出面，拉着小婶的手说：“二妮，让志学去吧。家里有我们呢，他爹，他哥嫂，都能帮你。志学要真考上了，那是咱老刘家祖坟冒青烟，你脸上也有光不是？将来他出息了，还能忘了你和孩子？”

奶奶的话，加上全家人的保证，小婶才勉强松了口，但脸一直沉着。小叔是争气的，憋着一股劲，真让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消息传来，全村轰动，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小婶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听着别人的恭喜和羡慕，脸上终于有了点笑模样。在我爹娘和爷爷奶奶的全力支持下，小叔背起行囊，走进了大学校园。

小婶留在农村，一个人带孩子。小叔每月把学校发的补助和省下来的钱，几乎全部寄回来。每次写信，都叮嘱小婶别太累，照顾好自己和儿子。那几年，是小叔小婶关系最缓和的时候，甚至有点相敬如宾的味道。

小叔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县里的教育局，成了端铁饭碗的国家干部。小婶依然在农村，但腰杆挺直了不少，她是官太太了。小叔每月工资一发，留下极少的生活费，其余都按时寄回家。小叔话还是少，回来也少，但每次回来，会给小婶带点城里的雪花膏、新布料，给儿子买文具。小婶嘴上抱怨他乱花钱，眼里却是带着笑的。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或许也就平淡到老了。

变故发生在1986年。小叔在单位干得不错，踏实肯干，又有文化，领导很赏识他，隐约透出风声，有意要提拔他。小叔心里也攒着劲，想更上一层楼。那段时间，他几乎以单位为家，加班加点，回村的次数更少了。

距离长了，时间久了，闲话就来了。村里总有些长舌头的人，去县里办事回来，在小婶面前“不经意”地说：“二妮啊，我在教育局门口看见志学了，跟一个可洋气的女的走一块儿，有说有笑的。”“哎，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志学现在可是国家干部，长得又精神，你可得看紧点……”“你呀，就是个农村妇女，又不识字，跟志学站一块儿，是不大般配……”

这些话语，像毒刺一样，一根根扎进小婶的心里。她本就因为自己相貌文化自卑，对小叔有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以前小叔在身边，或在读书，这种不安被压着。现在小叔在城里，越来越好，越来越远，那些闲话就像火星，瞬间把她心里积压的惶恐、猜忌点燃了。

她没跟任何人商量，也没写信或托人问问小叔，在一个午后，把儿子往我娘怀里一塞，骑上自行车就疯了一样往县城赶。

到了教育局，她径直闯了进去。那时候机关管理也不严。她一眼就看见小叔正坐在办公桌前，对面坐着一位穿着得体、剪着短发、看起来很干练的女同志，两人正低头看着一份文件，商量着什么。

就是这幅正常的、甚至略带严肃的工作场景，在小婶被流言和猜忌灼烧的眼里，成了“有说有笑”、“关系不一般”的铁证。她脑子“嗡”的一声，什么也顾不得了，冲进去，一把揪住那位女同事的头发，一边打一边哭骂：“你个坏女人！让你勾引我男人！让你不要脸！”

办公室里瞬间乱成一团。小叔惊呆了，反应过来后赶紧去拉，厉声喝止：“冯二妮！你干什么！快住手！这是我同事！我们在谈工作！”

“同事？谈工作？骗鬼呢！谈工作用得着挨这么近？” 小婶根本听不进去，挣扎着还要打。那位女同事无故受辱，又惊又气，捂着脸哭了起来。

事情很快闹得整个教育局都知道了。领导来了，同事们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小叔脸色铁青，从小到大，他从未如此难堪过。他强压着火气，对小婶低吼：“快给张同志道歉！”

“道歉？我呸！我打坏女人道什么歉？刘志学，你变了心就直说！别拿工作当幌子！” 小婶豁出去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数落小叔没良心，当了官就嫌弃糟糠妻。

小叔看着围观同事复杂的眼神，看着领导紧皱的眉头，看着那位无辜受牵连的女同事，一股冰冷的绝望和愤怒冲上头顶。他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冯二妮，你今天不道歉，我们就离婚！”

“离婚”二字，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小婶的理智，也堵死了所有回旋的余地。“好啊！刘志学！你果然早就想甩了我了！为了这个女人，你要跟我离婚？没门！我死也不离！”

那场闹剧，以极其难堪的方式收场。小婶被劝回了村，但事情没完。她隔三差五就去县里闹，去单位门口哭诉，说小叔陈世美，有了新欢忘旧人。那位姓张的女同事，平白遭受污蔑和持续的流言困扰，压力巨大，差点想不开，后来费了很大周折调去了别的单位。

小叔提拔的事，自然黄了。他在单位再也待不下去，风言风语几乎将他淹没。领导找他谈话，语气惋惜。最终，心灰意冷的小叔，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辞去了公职，收拾铺盖，回到了村里，重新拿起了锄头。

一个曾经前途光明的文化人，一个大学生，因为妻子的一场毫无根据的闹剧，被打回原形，重新变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巨大的落差和绝望，几乎击垮了小叔。他变得更加沉默，像一口枯井，眼里再也没有了光亮。

小婶呢？小叔回来了，天天在她眼前了，可她得到想要的结果了吗？没有。小叔不再跟她说话，视她如无物。她吵，她骂，她哭，小叔就像一堵冰冷的墙，毫无反应。只有提到“离婚”二字时，小叔死水般的眼神才会动一下，但小婶立刻就会使出杀手锏——一哭二闹三上吊，以死相逼。她怕，怕真的离了婚，这个家就散了，儿子就没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