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8日上午九点，山城重庆的汽笛声此起彼伏，解放军车辆沿嘉陵江岸缓慢前行。站在街边的市民只看到一片灰黑军装，却很难猜到，这一刻的顺利进军，早在半年多前便被一位隐身幕后的将军暗暗铺好道路。
往前倒推八个月，3月5日，西柏坡的窑洞里灯火通明。中央高层讨论渡江以后的全国部署，刘伯承一句“川北声东击西怎么样”让在场的人都点了点头。很快，一场围绕“真打川东、假打川北”的布局被批准。
布局成不成，要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那张参谋案桌。坐在桌前的是44岁的刘宗宽，黄埔三期、陆大特别班双料高材生，也曾被称为“武状元”。表面看他是蒋介石系统里的少壮骨干，实际上却已在第三党、进而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来往，身份十分微妙。
再往前翻，1941年10月，刘宗宽被胡宗南以“走私”罪名扣进监狱。调查组查来查去找不到证据，却架不住蒋、胡的联名施压，只得判他十三年徒刑。那次牢狱之灾深深划开了他与国民党上层之间的裂缝，也埋下了后来“棋子”一角的种子。
1943年获保释后，他被陆军大学留作教官。抗战胜利那年秋天，重庆行营参谋处长一职找上门，他本想推辞，“留下，对革命更有用。”民主人士庄明远的这句话改变了他的决定。刘宗宽点头：“那就再忍一次。”
1949年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肖毅肃迟迟不到任，张群干脆让刘宗宽代理参谋长。身份越高，手中线索越多，他干脆把情报直接写进会议纪要。房显志——中共在渝的交通员——每隔数日便把文件化整为零，透过秘密邮袋送往二野前指。
8月29日，歌乐山官邸，蒋介石抵渝后首度主持军事会议。桌面上摊着的，是厚厚一摞川陕公路沿线的碉堡草图。蒋抬眼问道：“共军会从哪儿打进来？”满屋将领对视，没人吭声。忽然，一个略带关中口音的声音响起：“陛下，三国时邓艾取蜀，走的是陕入川之道，学生估计，共军必依此例。”发言者是副参谋长沈策，而那份讲话稿，昨晚刚刚由刘宗宽递到他手里。
“有意思，与你想法一致。”胡宗南扶了扶眼镜，率先表态。蒋介石顺势拍板：“川北必须顶住，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筑第二道防线。”命令签发，刘宗宽看似恭敬答“遵命”，内心却暗暗一松——误导计划正式落地。
为了让假象更真，他又在川黔交界画了一个“绥靖指挥部”圈，地图上标注得严严实实，实际上一个正规团都没拉来。那一带只剩地方保安团，战斗力甚至不足以守住一个集镇。
九月下旬，一野十八兵团在秦岭南麓做出大规模集结姿态，胡宗南被逼得连夜电令罗广文兵团北调支援。与此同时，川东方向的道路却悄悄为二野四、五、十二军打开。山地道路弯急坡陡，可解放军夜以继日赶路，炮声将到时，国民党守军才发现“绥靖指挥部”根本是空架子。
10月中，罗广文兵团辗转数百里又被拉回川东，官兵怨气四起，连夜构筑工事都来不及。二野突入后，一场围歼战仅用了七十多个小时就告收束，罗广文狼狈撤向川西，部下丢枪弃车，路两旁堆满步枪箱。
川东战场刚静下来，刘宗宽截获情报：蒋介石准备调800辆汽车去陕南迎接胡宗南第一军回重庆，他立刻设法将此情报交给潜伏小组。11月中旬，一野十八兵团闪击陇南，截住这支号称中央军“模范”的王牌，半途全歼。重庆再无外援。
11月27日夜，长官公署机关与警卫团撤向成都。刘宗宽借口“整理档案”留在重庆，转身就把公署作战室钥匙交给地下党，与城内民兵一起布置安全路线。翌晨，解放军入城，几乎没听到像样的抵抗枪声。
新中国成立后，刘宗宽被请到南京军事学院。他讲课时偶尔谈到那场虚虚实实的布防：“兵家之道，不在纸上谈兵，也不在口号，而在形势与人心。”刘伯承曾在全院大会上评价：“西南一役，他代我们多用十万兵力。”
多年过去，他三次递交入党申请，理由始终朴素：不求职位，只求一个名称。1992年7月29日，刘宗宽在重庆病逝，享年八十七岁。党组织随后追认其为中共党员，一纸批复，两行小字，定下了那位“布防者”的最终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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