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列出一份关于中世纪的“顶流”人物榜单，一定少不了这两位意大利人。
一个是佛罗伦萨的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他的代表作《神曲》被誉为意大利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另一个，则是威尼斯的马可·波罗。
有趣的是，这两位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生前境遇却截然不同。但丁因政治斗争失败被驱逐流亡，他的《神曲》虽后世封神，但在当时却只是小众读物。
而马可·波罗则凭借一本游记，成了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手抄本一传再传，甚至影响了几个世纪后的哥伦布远航。
马可·波罗
可以说，若论对世界的“出圈”影响力，马可·波罗当之无愧。
他不是查理大帝或征服者威廉那样至高无上的帝王，也非圣方济各或圣女贞德那样至善至德的圣人。
他只是一个威尼斯商人的儿子，但他恰巧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蒙古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征服，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跨亚洲沟通和交流创造了条件。
Part.1
1254 年，马可・波罗出生时，拉丁欧洲与蒙古亚洲之间的陆路已然开启，东西世界逐渐连通。
马可·波罗的路线
1271年，十七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父离开威尼斯，前往大汗忽必烈的宫廷。这一去，就是二十四年。
在忽必烈的宫廷里，这个威尼斯年轻人展现出非凡的语言天赋，还能绘声绘色地讲述遥远地方的风土人情。他因此深得大汗赏识，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一直在大汗的宫廷里任职。
1295年，四十一岁的马可终于回到威尼斯。此时距他离开家乡，已整整二十四年。
三年后，他成了热那亚的囚犯。但也正是狱中，他遇到了一位擅长撰写亚瑟王传奇的作家——鲁斯蒂谦。
纪录片《马可·波罗从历史走入现代》
一个带着东方故事的威尼斯商人，一个会写传奇的比萨作家，两人携手撰写了一部关于“世界各地的奇闻和伟大奇迹”的书——《寰宇记》，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熟知的《马可·波罗游记》。
纪录片《马可·波罗从历史走入现代》
学者们至今无法将其归入任何一种类型——它像商人手册，又像奇迹之书；像十字军小册子，又像传教手册；像编年史，又像百科全书；像古法语史诗，又像浪漫主义小说。
Part.2
今天，人们习惯把马可·波罗在东方的游历等同于“他发现中国”。在很多人的脑海中，他与中国的联系似乎最为密切。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大量关于元朝的描写：宏伟的都城、畅通的驿路、繁荣的市集、精巧的器物与有序的治理等。
电影 《马可·波罗》
书中还特别记载了卢沟桥的细节：“河上有一座石桥精美绝伦，石桥的结构大致如此：长有三百步，有至少八跨步宽，十个壮如山的男人并排走也不显得拥挤，这是座二十四拱桥，用精美的大理石建成坚固无比，总而言之是一件杰作。”也正因如此，卢沟桥在西方被称为马可波罗桥。
然而，若仅仅停留于此，反倒窄化了他所见证的那个非凡时代。
在马可·波罗的叙述中，忽必烈是“世上从未有过如他一般的最强大的统治者——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广袤的土地和最多的财富”。忽必烈的伟大功绩是独一无二的，“人类始祖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任何人都无法与之相比。对于习惯于以亚历山大、恺撒或查理大帝作为权力标准的欧洲读者来说，这简直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奇迹。
但马可·波罗真正讲述的，是一个远比“中国”更广阔的世界——那是一个由拉丁欧洲、拜占庭帝国、伊斯兰世界、蒙古帝国交织而成的互联体系，一个被蒙古人重新整合的欧亚市场。这个体系，正是早期全球化的雏形。
电影 《马可·波罗》
麝香的贸易，恰是这一整合过程的绝佳见证。
这种产自西藏高原的珍贵香料，曾出现了伽色尼王朝的烹饪书中，也被载入了埃及官僚的百科全书。波罗家族的记载则更为具体：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时，财产清单中就列有三箱价值217杜卡特的麝香；他叔叔的遗嘱则显示，他们曾接受商业伙伴用麝香抵偿欠款。
而这正揭示了一条由蒙古帝国贯通的东西贸易通道：经呼罗珊商路向西穿越波斯，抵达地中海口岸，最终出现在欧洲香料商的货架上。
同样，珍珠的流通网络也见证了蒙古统治下的市场整合。
产自马八儿国（今印度）的珍珠通过福州进入中国，同时向西经霍尔木兹转运至亚历山大港。马可·波罗笔下福州市场上“许多印度商船载着往来于印度洋诸岛的商人云集”的景象，正是这一体系的真实写照。
在蒙古的经济和文化中，珍珠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与宝石、黄金、白银、丝绸一样，都是商人定期上缴国库以换取纸币的珍贵商品。在宫廷画师为忽必烈的察必皇后所绘的著名肖像画中，察必的孛黑塔上装饰着簇拥成花朵图案的珍珠，耳际两侧垂着长长的珍珠流苏，尽显皇家的雍容华贵。
绢本彩绘《元世祖皇后彻伯尔·察必皇后画像》
这条贯穿印度洋的航线，在蒙古统治下获得了的安全保障。即便经过古吉拉特海盗出没的危险水域，商人们仍能依靠蒙古帝国建立的驿站体系和商业法规，将商品安全送达。
蒙古帝国的崛起，改变了欧亚大陆的贸易格局，让中国、印度、中亚草原与印度洋贸易圈连接成一个整体，将“草原之路”与“海上之路”真正地连接起来。
Part.3
在《寰宇记》的第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可·波罗先生条理清晰地描述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如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印度和诸多其他地区——所有伟大的奇迹和最丰富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可扩展的大框架，凸显了13世纪世界多样性和复杂性。
而将马可·波罗的记载与同时代作家的著述相比较，更能凸显其世界观的非凡包容性——这种视野既源自父辈重商的务实精神，也得益于他对世界多样性的亲身体认。
13世纪70年代中期，马可·波罗获得大汗赏识；十余年后，赵孟頫也踏入宫廷。南宋末年，他承袭皇室先辈的遗韵；进入元朝官僚体系后，他将目光转向唐朝——那个同样因中亚渊源而向世界敞开的强盛王朝。至14世纪初，他又转向北宋风格，一生历经忽必烈等五任皇帝，书法日益精进，终臻化境。
赵孟頫
13世纪90年代初，马可·波罗启程西归，途中在德里苏丹国的港口停留，沿着拜占庭公主的足迹穿越伊儿汗国，这些经历都在他笔下化为对不同文明的记录。
这正是美国学者莎朗·木下在《马可·波罗和他的世界》中想要呈现的图景。
她既不重复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也不纠结于《马可·波罗行记》所述的历史是否严丝合缝，而是将关注点从马可·波罗个人延伸至他所处的那个非凡时代，一个由贸易与文化交流连接起来的全球化雏形。
作者借由这些见闻，如拼拼图般勾勒出一个迥异于传统认知的蒙古世纪，也为当今世界的协同发展寻找着古老而新颖的智慧注脚——以陆海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以共存超越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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