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
自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以来，已经过去15年。
令人唏嘘的是，核事故造成的伤疤还没有完全好，日本似乎就忘了疼。
就在今年伊始，日本最大核电站柏崎刈羽核电站6号机组重启，让该核电站成了东电公司旗下第一个重启的核电站。
笔者认为，在事故还没有真正结束的情况下，高市早苗却加快本国核电站的回归速度，是急功近利的短视政策，不仅损害日本民众的健康福祉，也对周边国家的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退役工作正在逐步推进，但看不到尽头。其中，核残渣的清除工作刚刚开始，这被认为是最难的。
福岛第一核电站1-3号机组在东日本大地震时仍在运行，但在海啸中失去了全部电力供应。由于反应堆无法冷却，压力容器内的核燃料过热并熔化。产生的核残渣是与反应堆结构一起冷却和凝固的燃料。
据估计，三个机组产生的残骸共计880吨，预计清理完成的时间是2051年。
笔者认为，2051年只是乐观的估计。一旦这期间日本东部再次遭受地震或海啸等袭击，清理完成的时间还会继续往后推。
四年前，日本在并没有出现能源危机的情况下，改变了核能政策，推行“最大利用”政策。
核能政策调整，本是一个严肃谨慎的话题，但在日本，相关讨论却少之寥寥。
笔者认为，高市早苗上台后，作为日本政坛中坚定的核能支持者，其正在加快核电回归的速度。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缩短审批周期。
目前日本核电站重启需要通过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极其严苛的安全审查。高市早苗主张通过行政手段优化审查流程，减少因程序性拖延导致的时间成本。
二是放宽运行年限。
日本原规定核电站运行期限原则上为40年，最长60年。高市早苗倾向于进一步延长旧核电站的服役期限，甚至剔除因停机审查而导致的“闲置时间”，这是在变相让老旧机组运行更久。
三是能源基准计划修订。
高市早苗致力于在《能源基本计划》中上调核电所占的电力结构比重，从法律和规划层面确立核电的长期回归。
在笔者看来，核能虽好，但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发展核能的风险极高。具体而言有四大风险：
一是自然灾害风险。日本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一旦发生大地震，核电站必然受到影响。
最近的例子发生在去年年底。12月8日，青森县东部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导致当地一个核燃料再处理工厂的乏燃料池水发生外溢，所幸乏燃料池水未流到建筑物外。
二是人为疏失风险。虽然日本当局一直强调发展核能的安全性有保障，但日本对于核电站的安全评估，并不是完全靠谱。
例如，日本滨冈核电站的运营商，在日前就被曝出伪造地震风险数据，导致监管机构暂停审查，这暴露出日本核行业内数据操纵，以及安全评估不透明的问题。
三是核废料处理风险。日本的核废料最终处置站点还没有确定，长期环境污染和健康隐患难以消除。尽管核能有助于减少化石燃料依赖和碳排放，但日本若盲目扩张核能，可能放大系统性风险，导致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
四是设备故障风险。日本政府虽在2025年第七个能源基本计划中转向最大化核能利用，目标到2040年核电占比达20%，但现有反应堆老化严重，许多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需延长寿命至60年，这增加了设备故障风险。
可以说，日本发展核能，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一旦出现任何重灾难，任何补救措施可能都无能为力。高市早苗加快核电站回归速度，是拿日本民众生命为代价的又一次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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