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则悲剧。
据报道，某医学院一研究生近日坠江身亡。离世前，疑似留下遗言，提到导师安排的任务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规培工作，曾因遭到训斥和被威胁“不给毕业”而陷入困境。据说他曾有过轻生意图并被送医，事后又被要求签保证书、继续接受批评。目前，联合调查组已介入，具体情况有待官方结论。
假如遗言中的描述属实，那么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2018年的陶崇园，2017年的杨宝德，他们都在求学期间走向了绝路，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不受控制的导师权力。
行政法里有个“权责一致”原则，私以为可以用来衡量任何权力关系是否健康。它的核心很简单：权力必须有边界，必须伴随责任，必须接受监督。享有权力的人，不能只发号施令却不承担后果，更不能让权力无限扩张。
反观高校里的导师制度，导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实际掌握着几种关键权力：
一是学术评价权——能不能毕业、能不能发论文，导师的意见分量最重。
二是资源分配权——能不能参与核心课题、能不能拿到助研津贴，导师说了算。
三是职业准入权——规培考核、就业推荐，导师的评价直接影响学生下一步去哪。
这三项权力加在一起，几乎覆盖了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学生绕不开、躲不掉，甚至不敢说个“不”字。这种权力已经带有明显的“准行政”色彩——它不是私人之间的请托，而是带有公共属性的管理权。你是在用国家赋予的教授身份、用学校委托的培养职责，去影响另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可问题在于，这种权力在实际运行中，往往缺少边界和监督。
“权责一致”强调“有权必有责”。但在当前的导学关系里，权力和责任是失衡的。权力端，导师对学生拥有近乎全方位的影响力；责任端，当导师滥用权力导致学生心理崩溃甚至更严重后果时，导师个人往往只需承担极轻的道义责任，制度层面的问责更是微乎其微。
这种失衡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杨宝德被导师频繁叫去陪酒挡酒，还要帮忙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人、陪逛超市、去家里装窗帘——这些和他博士研究没半点关系的杂事，占掉了大量时间。他出身寒门，把读书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可科研进度停在那儿动不了。他自己说：“我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做无用功……我自己的事一事无成。”
陶崇园的遭遇更令人震惊。导师不光让他干各种家务，还要求他叫自己“爸”，在聊天里让他说“爸我永远爱你”。他拿到的补助和奖学金，也要“捐”出来给项目组用。为了摆脱控制，他想过直接找工作，结果被发现后还得写保证书，承诺毕业后继续给导师帮忙。后来有同学说，跟着这位导师还有个“入门仪式”——下跪、作揖。
现代社会，高等学府里，还能见到这种变相的依附关系，何其惊人。
法律之所以要控制权力，就是为了防止权力行使者与相对人之间形成人格依附。在法治框架下，权力相对人应当是独立的主体，而非权力的附属品。可在这种失范的导学关系里，学生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随叫随到的劳动力，变成了不能说“不”的服从者，变成了连尊严都得收起来的人。
这种依附关系的恶果在于：它摧毁了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感和反抗能力。当一个人感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无法通过正常程序获得公正评价时，当他想逃却逃不掉、想说理却没地方说时，绝望便成了唯一的出口。
这起悲剧的症结，不在于某一位导师的品行——我们不针对任何未经证实的具体个案——而在于导师权力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准行政权”，长期游离于“权责一致”的法治原则之外。
要避免悲剧重演，就必须像约束公权力一样，为导师权力划定清晰的边界。
一是权力清单化。明确导师在毕业、评优、资助等事项中的具体权限，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得有章可循。
二是程序正义化。建立独立于导师和院系的学生申诉渠道，让学生受了委屈有地方说理，说了理不怕报复。
三是责任实质化。一旦导师被证实滥用权力，必须有明确的问责机制，让权力行使者意识到，手中的权力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
调查正在进行，我们希望真相水落石出。但更需要的，是借由这些悲剧，反思关于导师权力边界和制衡的问题。毕竟只有当权力的边界被照亮，学术的殿堂才不会再有被黑夜吞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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