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觉得曾希圣是个前后反差很大，让人多少有些欲说还休的党史人物。
早年的曾希圣就投身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希圣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县，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当1927年大革命遭受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危急时刻，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希圣长期从事党的兵运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希圣在我军早期的军事情报工作方面，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1932年，曾希圣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参与创建了主管情报工作的中央军委二局，并担任首任局长。在他的组织领导和亲自参与下，军委二局排除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顽强地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通过特殊的手段获取了大量极其准确可靠的军事情报。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中，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红军在战斗中能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除了靠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外，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及时提供大量的准确情报，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表彰曾希圣的功绩，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于1933年代表军委给他颁发了一枚二级红星奖章。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二局，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希圣作为封疆大吏，长期主政安徽，五十年代初期他励精图治，在安徽展开大刀阔斧的治水兴农，发展工业，功不可没。
但是，毋庸讳言，曾希圣在大跃进时期存在较大的工作失误，犯了一定程度的“左”倾错误，急于求成、作风专断、缺乏民主，一时之间安徽成了当时的重灾区，不少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饿死人这样极端严重的情况。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恺帆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当时他向省委反映他下到农村调查看到的真实情况，没想到曾希圣不以为然：
曾希圣同志说：“老张啊，你受了骗了。老桂到桐城查出来很多粮食都堆在草堆里，查出来一两亿斤。你巢县去年收成不比桐城差，应该有粮食的！”我十分苦恼。
在书中张恺帆还有如下一段回忆：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
作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希圣对安徽的受灾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初期对饥荒隐瞒不报、阻挠调查，导致中央未能及时干预，错失救灾良机。他的工作作风比较专断霸道，听不进批评和意见，与干部关系紧张，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上受到集中批判。
古人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好在曾希圣并没有一路“左”下去，而是勇于改正错误，他带头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检查了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农村合作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广泛的摸索和思考，鼓励大家放开思路，研究各种办法。
曾希圣还亲自带领工作组到生产队进行试点，并根据试点的经验，亲自草拟提纲，形成《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的文件，终于最后形成了“包工包产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简称“责任田”。
这个办法在得到了最高领袖的认可后，很快在安徽全省推广。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占90.1%，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快恢复和发展，社员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市场供应迅速好转，城乡干群普遍称誉“责任田”是“救命田”。
当年曾希圣在安徽全面实行“责任田”，实际上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实验，可惜的是，但为时不久，这一刚刚兴起的新事物就受到错误的批判。
曾希圣本人因此受到指责，还牵连到下面的一批干部，对此他多次向中央和华东局表示：“责任田”是我提出推行的，责任由我个人承担，不要涉及其他干部。
1965 年曾希圣转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 中遭到残酷迫害，1968 年 7 月 15 日在北京含冤去世。10年之后的1978 年 7 月 18 日，中共中央为曾希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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