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00年12月23日,母校北京大学历史系,举行许大龄教授《明清史论集》出版纪念暨学术座谈会。选择的时间寓有纪念许先生诞生七十八周年的意义。出席的有王钟翰、韩大成、王思治、马克垚、周良霄、郝斌、王天有、朱诚如等各位先生。我曾在会上发言,阐述许师的为人与为学,后将其复原成文,以免遗忘。今钞录在此,钞时略有删补,大部照旧,其写法与其他各篇明显不同,也只得仍之。

许师诞生于1922年12月18日,四川屏山人。1958年秋,我入学的时候,他才三十一岁。他教中国古代史,但不教上古,只教近古,名为《中国史》(四),即元明清史。这三朝历史比较难学难教,三朝中有两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自身传留的史料寥寥可数,史料缺乏必然带来治史的巨大困难,因此1949年前治元、清史者很少,有杰出成就的专家学者尤其乏人。许师虽然初出茅庐,但已有可观的学术成绩,一本《清代捐纳制度》出来,就使学术界多少有些震惊,时人对之不得不另眼相看。因此我们入学一年半他还没有给我们上过课,班上与他相识、向他求教者已不乏其人。他的体质单弱,但弱而不馁,英姿焕发。衣装简单,夏穿白衬衣、西裤,冬穿棉长袍(只兴了一两年,后改毛棉皮各色短上衣、长短大衣),朴素中伴有几分风流、潇洒。1955年上半年,他来我班上《中国史》(四)了,师生关系更加密切起来。许师待人亲切、自然,不做作,思想上既有中年的稳重、深刻,又有青年的敏锐、勇敢,还有幼年的天真、幼稚,容易接近。“文革”十年动乱,对他影响很大,在与他共过事的人中,或认为他很“左”,有时会下说的比会上说的更左,表示“不好懂”,难以理解。而我以为,不管他说什么,他都是真诚的,他说的就是他想的。他的过“左”思想,是他在“四人帮”的压迫下,政治上的不成熟、天真起了不应有的重要作用的结果,是比较容易改正的。

我记不大清楚了,大约是在读三年级时,系里还将我们加以分配,准备学习不同领域的史学专门科学。我被分在中国古代史专门化明清史组,导师是袁良义先生,同组同学张仁忠、饶良伦、薛宗正。我们与作为明清史专家的商鸿逵、许大龄两先生也很亲近,接触频繁。我因留京,与三位老师的联系更容易维持。现在我把在同许师的长期接触中得到的对他的认识,归纳为三点。

一是许师的为人。

许师有极鲜明的个性。他为人平和,厚德载物,大度待人;但并非不讲原则,不辨是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过疾言厉色,面红耳赤,挥拳捋袖,拍桌摔碗的盛怒失态。我所见到的许师,总是一脸温馨的微笑,好像世上没有任何事让他烦恼到要他动怒。他写的《读〈校对一条史料>》,最能反映他为人平和的特点。他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曾引用一条有关苏州纺织工的史料,正确指出它反映的时代,注明它的多种出处。后来有文章批评许先生等没有查对最早纪录该条史料的原始记载,时限判断有误。许师著文反驳。我读过郭老、翦老一些学术批评文章,深感其文风刚烈,火光四射,一种百分之一百二十真理在手的气势。特别是初读翦老关于《资治通鉴》编写分工问题批评阎简弼先生的文章,因翦、阎两先生都是我的老师,读来心惊肉跳,感受难以名状。许师《读〈校对一条史料〉》,虽然不平之气满纸,但是非分明,使用和风细雨、行云流水的文字。他在《忆柴师》一文中说,发表前请柴德赓先生看过,指点他“别发火气,别骂人”。他深受教育,完全遵命。《读〈校对一条史料〉》,真正文如其人。

热情、重感情,是他为人的又一个特点。这首先表现在他培养学生,倾囊相授,我每次见到他,都是听他谈读书和研究。他给我们讲中国史(四)时,我对地方志还不大熟悉。有一次他给我讲述地方志中史料的丰富,举了很多实例。告诉我,海盐县志中,如胡震亨等的天启《盐县图经》、徐用仪的光绪《海盐县志》,都修得较好,看一下这些志书,就可以了解地方志的体例和主要内容,渐渐摸索出从中发现问题、觅得材料的途径。又补充说: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山东省地方志较多较全,是它的特色。这些都是先生自己的心得,在当时还是重要的信息和知识。教给学生,少走弯路。

许师对师母张润瑛感情真挚。打倒“四人帮”前,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还在吃早点。我一看,许先生吃的,是城里最标准的穷人早点:馒头、棒子面糊糊、咸菜。我见了就毫不犹豫地说:“许先生,您的营养明显不够,要注意身体健康,吃好一点。”他喊着我的名字,回答说:“我现在遭报应了,过去觉得我的时间很宝贵,要看书,要备课上课,要做研究,从来不做家务,把家务都推给张润瑛,连自己的饭碗都不洗,结果把她累垮了,动弹不得,一切都要我自己做了。我不会做,只好凑合了!”话里充满很深的自责。师母得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卧床不起。我自己曾是长逾二十年的极其严重的全身性多发性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知道劳累会促使炎症发作,但不是原发病因。这个病的病因病理至今不完全清楚,推测它与感染、遗传有关,也没有证实。许师不分担家务当然不好,师母的病却不是他不做家务的结果。他的自责过头了。师母的病得到一位湖北医生的治疗,以有毒植物水莽草为主药。许先生体质瘦弱,仍亲赴湖北买药,学会熬煎。他给我讲解过熬药方法,药熬好后要加酒冲服。最关键的是掌握药物的分量,不足则疗效不佳,过多则引起中毒。我想象得出一位料理生活能力很差的书生,掌握这种复杂功夫之不易。这里浸透了先生对师母的浓浓的感情。

谦虚、诚恳、虔诚,也是许先生为人的突出特点。进到较高年级,我们的专业课增加。1956年,吴晗先生给我们开《明清史研究》课程。许先生已是有名专家、学者,却每讲必听,坚持不懈,并且认真笔记。我很惭愧,做的笔记是粗线条的。许先生笔记很详细,以致《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编者一度考虑将其作为记录稿收进书中。由此可见他虚心学习的态度。他有很重的书生气,在大领导面前甚至紧张得说不出话。同年春,他与我们全班同学游明十三陵,巧遇刘少奇委员长,刘委员长知道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就招呼大家在草地上围坐谈话,因问教明清史的许先生对朱元璋的看法。许先生很慌张,脑子里一片空白,好一阵才挤出一句“他杀人太多”。他在这种意外的场合,不是一个擅长辞令、巧作应答的人,他的窘迫和笨拙,正反映出他满肚子的纯朴和实在。我还觉得他有周一良先生说的那种“原罪”思想(参看周先生《毕竟是书生》),自认为是天生要改造的坯子,因此努力适应新政治思想的需要。我曾听说他下乡拔麦子,跪在地上拔。他完全缺乏拔麦子的体质和技能,但仍勉为其难去做。我听了真是难过。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心中一片赤诚。

我们有时对许先生某些说法、做法并不完全认同。他完全可能突然冒出一句我称之为“另类思想”产生出的话来。有一次,我对他说:“许先生,我觉得不管多大的权威都有闪失,不可迷信,科学和迷信真是互不相容。我上了陈寅恪先生一次当:我本不怀疑《明史》范景文传所记崇祯七年冬范景文起用,未几就拜兵部尚书,但陈先生依据别的材料,在《柳如是别传》中宣称《明史》此项时间记载有误,自行做了修改。我盲目相信了陈先生的修改,在我已经定稿的《柳敬亭(传)》中加注修改(收入《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四卷)。后来我读范景文的集子,才知道是陈先生改错了。我跟着错。搞科研就不该偷懒、迷信!”说到这里,许师马上一面喊着我的名字,一面用肯定的语气说:“你是有根据的!”这六个字传进我的耳朵,不禁大吃一惊,先生竟然给我找到开脱的理由。我真的弄不懂,他怎么会突然想出这样一句话来?这类说法我自然不能认同,但我敢说他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真诚的,没有多余的考虑,没有假话。

这是对许大龄先生为人的三点印象。

二是许师的“门户”。

“门户”一词是先生自己的用语。1988年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闭幕不久,一天,我去他家探望、闲聊。我问道:“纪念陈寅恪先生的会,您为什么没有去参加?”许师毫不犹豫,斩钉截铁答道:“门户不同。”我接着问:“您属于什么门户?”他答复说:“陈援老嘛。我在辅仁跟援老学,毕业后援老想留我当助教。我听说燕大邓文如(之诚)先生治史,重视发挥制度的作用。觉得不错,就考上文如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得知翦先生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站得高,看得远,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我又心向往之,于是私淑翦先生。所以有陈援老他们的纪念会,就会请我,我就得去。”我听了,明白许师虽用门户二字,实际上没有门户。他实行一种不断追求进步、追求更新、追求突破,不断扩大知识面、攀登新的学术高峰的路线,学习、继承、发扬三位史学大师的学术。

考研究生,投师问业,是很棘手的事情。并非学习上东抓西捞,投师上朝秦暮楚,就是正确的学习路线。如果那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最为关键的问题有两个:投谁和学习什么?一个自己稀里糊涂的人,你叫他去谈任何问题,他能说清楚吗?肯定是说不清楚的。素质差的老师,是带不出优质学生来的。必须投到学问好、品行好的人的门下,才有可能成为人才。青年学子解决好了这些问题,就为在好导师指导下学习好的专业准备了条件。如果拥有此种选择的眼光,到时候用出来,就很有可能找到好的导师和专业,走上富有成果的学习道路。而这需要很高的鉴赏力、识别力,干脆说也就是要具备较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许师读大学时可能就培养了这些能力,又没有门户之见,不墨守,思进取,就能顺利发展。

这就是许大龄师的学术渊源。

陈援老治史有成体系的方法,尤擅长考证,为求论据充分、准确,特别重视学术创新,坚持寻觅新史源,开辟新史学领域。许先生的史学在总体上受陈援老的重大影响。他的论文从不讲空话,资料丰富,史论结合,严谨可靠。他的《清代捐纳制度》是学习邓文如先生的第一部作品,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后他又研究和撰写《明朝的官制》,继承、发扬邓先生重视制度的学术传统。他研究社会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农民战争史,是学习翦先生的结果。因此,三位史学大师的学术传统,在许先生的史学中都有完美的体现。

三是许先生的学术成就。

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说明,我认为许先生的学识连四分之一都没有发挥出来。我们知道,他研究生毕业时不满二十五岁,已经写出《清代捐纳制度》,用这样的科学创造力与他此后将近五十年的著作表现相比,就可证明我的看法符合实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1949年后约三十年中,劳动和运动过多,不能不占去科学研究时间;而许大龄师的这个年龄段,是因此受到不利影响最大的年龄段。年纪比他大一辈的人,在学术上已有较多表现;比他小一辈的人,有较多的补救时间。令人觉得最明显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刚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就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体力劳动和政治运动上。这对他的影响十分严重。其次是,他的体质过弱,健康太差。打倒“四人帮”后,他年方壮盛,本可抓紧时间做些补救,但一家三口全是病人,师母需要有人寻医煮药、照顾生活,他自己遭受生活和思想两重负担,和过早缠身的老年病的折磨,进一步损害了健康。他因此丧失了转瞬即逝的做补救的时间,还失去了必需的精力。1991年前后,他快七十岁时,有一次我问他在研究什么,他叹口气说:“唉,我还能做什么研究?我驾驭不了一个题目了啦!我只能写写推荐书、鉴定意见了。”我听了默然无语,深深悲哀。他的健康状况让学术生涯雪上加霜,提前结束了。

尽管如此,他仍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

《清代捐纳制度》是他的成名作。从著成这么多年后回头再看,此书未必尽善尽美。限于条件,他未能利用档案史料,是明显的不足。对一些特殊时期(例如大规模用兵时期)捐纳制度的变通,也缺乏专门探索。但此书全面研究了清代捐纳制度的沿革、组织和影响,至今没有人再挑战这一课题,没有第二本同课题著作问世,海峡两岸都重印此书供学习、参考,充分说明《清代捐纳制度》的科学生命力。

他在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承担写作明清史部分。这是迄今我见到的最简明、切要的元明清史。这部分元明清史,完全证明了他对这三朝历史的深刻掌握,表现了他著作这些断代史的学力。他在《北京史》一书中所撰著的《明代北京的经济生活》等节,深入探讨了明朝政治对北京经济的影响,论述了北京经济生活的全貌,具有开创性。他在通史和专著中完成的一些章节,应是他的一部分代表作。

总之,许大龄师虽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史学事业中未尽所长,充分发挥,但数十年辛勤劳动,毕竟为社会留下了价值不菲的史学遗产,并奠定了他本人在新中国史学界的地位,成为公认的著名元明清史家。他的为人与为学,是一笔重大的精神财富,将在长时间里供后人学习、研究、继承、借鉴,不会被人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