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慕之

我今年七十岁,拿到韩朴明先生这部大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三十五万字的《积极老年学——银龄悦生》时,我先留意了作者的身份:七十五岁,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国防大学基本系毕业,四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哲思与战略视野兼具。这几个信息叠在一起,让我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判断——它不是一部从外部观察老年的研究著作,而是一个已经身处老境的人,用一生的学养和阅历,从内部为“老”这件事建构一套学理框架。读完之后,这个判断得到了印证,并且比预想的更为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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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朴明自己在书中说得坦率: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自己的一份“养老、享老、终老指南”,最初只是个人养生实践与人生感悟的总结,用以规范自己余生的认知与行动。这个定位很重要。它不是为评职称而写,不是为晋职晋级而写,而是一个七十五岁的人对自己生命最后阶段的认真交代。也正因如此,书中没有那种隔靴搔痒的“指导语气”,没有居高临下的“关怀姿态”。它是老年人写老年人,写的是自己正在经历、正在思考、正在面对的事。这种“内在视角”,恰恰构成了这本书最独特的学术品质:它的学理不是从文献到文献的推演,而是从生命到学理的回溯。

更令人动容的是写作的处境。去年初一场车祸造成韩朴明脚部受伤,这部三十五万字的书稿,是在轮椅上完成的。韩朴明在书中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明天和意外,没有人能够预判。”他没有多说,但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七十五岁老人对生命有限性的真切体认。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写“生的蓬勃”;一个刚刚经历过意外的人,写“终的睿智”——这其中的分量,不是旁观者能够轻易掂量的。书的学理骨架是严整的,但这副骨架的血肉,来自作者自己正在经历的生命现场。

全书以“生的蓬勃、老的通达、病的从容、终的睿智”四大要义为主轴。这一结构本身即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把老年从“退休之后的一段残余时光”,还原为生命内在展开的完整过程,使“老”获得了与“生”同等的哲学分量。它拒绝将老年从生命整体中切割出去、降格为“余数”,而是确认老年具有属于自身的成长任务与价值形态。“三个积极看待”——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积极看待老年生活——则从认知层面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范式转换。韩朴明书中的“六个转换”,从“衰退到成长”“包袱到财富”“负担到承担”,正是对这一范式转换在老年学学科内部的具体展开。

“生的蓬勃”,对应的是老年作为“成长阶段”的学理确认。传统老年学多聚焦衰退、失能与被动干预,其隐含前提是老年已无“发展”可言。韩朴明以北大哲学系出身的理论自觉,引入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洞见,同时接续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生命观,把“成长”从青年阶段的专属品重新归还给整个生命周期。这一理论操作的要害在于:它使“老有所为”不再仅仅是一项政策倡导,而获得了发展心理学与生命哲学的双重支撑。“银发力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前提正在于老年阶段仍然保有成长的势能。若理论上不承认老年可以成长,“老有所为”就只能是一种勉强的外部动员;而一旦确认“生的蓬勃”是老年生命的内在品质,“银发力量”便成为这种内在品质合乎逻辑的社会表达。韩朴明自己坐在轮椅上写完这部书,本身就是“生的蓬勃”最有力的现身说法。

“老的通达”,指向的是认知层面的成熟,而非情绪层面的“想开”。韩朴明对“积极”一词的界定在此处显示出学理上的严格:积极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经过反思的视角转换。他借埃里克森“自我整合”的概念,把老年阶段的核心任务界定为对一生经验的接纳、消化与提炼,使之凝结为智慧。这与儒家“乐天知命”、道家“顺应自然”的修养传统形成深层呼应,但又不是简单的复古。其现代学术意义在于,它把传统智慧中的“通达”从一种人格理想,转化为可被老年学讨论的发展性概念。如果“老”仅仅意味着丧失,“通达”便无从谈起;正因为老年拥有属于自己的整合任务与智慧形态,“积极看待老年生活”才不是一个空洞的态度要求,而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韩朴明以国防大学基本系训练出的战略视野来处理这一命题,不拘于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是把“通达”放在生命全程的尺度上考量,这使得论述具有了一种超越具体养老技术的格局感。

“病的从容”,触及的是老年学中最容易被简化为“医疗问题”的领域。韩朴明没有回避慢性病、失能与照护需求,而是把“与病共处”作为老年生命的一个内在环节来对待。这一处理方式在学理上是审慎的:积极老年学并不否认衰老与疾病的客观性,它所反对的是把老年整体等同于疾病与失能。真正的“积极”,是在承认限制的前提下,仍然保有对生命质量的主导意识——“我的老年健康我做主”,不是拒绝医疗,而是在医疗之外重新确认生活方式、心态调适与自我管理的构成性作用,这与健康老龄化的政策指向是一致的。“病的从容”之所以可能,既需要个体层面的认知转变,也需要制度层面的托底支撑,二者缺一不可。而韩朴明经历车祸、坐轮椅写作的体验,使这一章的分量远超一般性的学理推演——他不是在想象病痛,他是在病痛中写作。

“终的睿智”,是四大要义中最具哲学分量的一环。死亡是老年学无法回避的终点,也是许多老年读物刻意绕开的领域。韩朴明以“尊严死”“安宁疗护”“四道人生”等概念正面切入,其意义不在于提供一套技术方案,而在于把死亡重新纳入“生命完成”的框架来理解。安宁疗护所追求的“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恰恰是这种幸福观在生命终点的延伸。“终的睿智”不是对死亡的浪漫化,而是一种清醒的承担:在承认有限性的前提下,把余下的时光活出真诚与完整。一个七十五岁、经历过车祸的人在轮椅上写下这一章,其说服力不在引证多寡,而在作者本人就站在那个问题的近旁。

四大要义贯通起来看,其理论抱负是清楚的:作为积极心理学本土化在老年领域的一部专著,它试图以“生命全程”的视角,替代“老年片段”的视角;以“成长与整合”的逻辑,替代“衰退与照护”的逻辑。这一替代之所以具有学术意义,是因为它回应的正是我国老龄研究中“理论未备”的短板。我们并不缺少关于养老服务的政策研究,也不缺少关于老年心理的普及读物,但缺少一套植根中国国情、具有内在学理结构的老年学理论框架。韩朴明的工作未必已经完成了这一框架,但他以“四大要义”为轴心所做的一次系统性建构尝试,其方向是值得重视的。而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自己”的写作起点,恰恰保证了这种建构不是悬浮的:一个七十五岁的人,用自己一生的哲学训练和战略思维,为自己余生的每一天立法——这件事本身,就是积极老年学最朴素也最有力的证明。

作为一个七十岁的读者,我读这本书时还有一个额外的感受:四大要义不是四个并列的章节标题,而是一条走过来的路。我正走在这条路上——蓬勃或许已过峰顶,通达正在途中,从容需要预备,睿智尚待完成。韩朴明以七十五岁之年、轮椅之上的写作,为这条路画出了一张有学理依据的草图。草图未必处处精确,但方向本身,已经是一种“积极”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