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
2024年元旦刚过，经陈新民老师引荐，我走进了雷晓宁先生的工作室。那天的南京冷得出奇，零下五六度的气温，加上工作室里没有开暖气，三个小时的访谈，冻得我瑟瑟发抖。可奇怪的是，我全程竟浑然不觉——因为眼前这个人，他谈论马时眼睛里的光芒，比任何取暖设备都来得炽热。
临走时，雷老师夫妇送我到门口，握着我的手说：“天冷，辛苦你了。”我笑笑，心里想的是：这样的采访，再多冻几回也值。当晚回家，趁着记忆滚烫，一气呵成写完稿子。几天后，《江南时报》的江南文脉版图文并茂刊发，经全媒体平台转载，反响出乎意料的好。雷老师特意打来电话，声音里透着掩不住的欢喜：“管总，写得太好了！我们要请你吃饭，一定要来！”
那顿晚饭安排在江宁，我们吃了很久，席间雷老师说起许多往事，说起他与马的缘分，说起他的三位恩师，但当时还不知道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朱旭先。
朱旭先的文章，我是昨天才看到的。读着读着，竟有些恍惚：原来在我不认识雷晓宁的那些年里，有一个人已经陪伴他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南京汉府街（今天的六朝博物馆位置），青砖黛瓦，梧桐婆娑。朱旭先第一次走进雷晓宁的寓所，两人谈文学、谈艺术、谈人生，言语间流淌着无需刻意营造的默契。那一刻的相遇，开启了他们长达三十多年的友谊。朱旭先后来写道：“我始终关注着雷晓宁的每一次画展，每一次笔墨的变迁。”这句话让我动容——三十多年，一个人的艺术生涯能有几个三十多年？而朱旭先，就这样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他笔下的马从“草原”奔向“高原”。
新千年之际，雷晓宁在南京美术馆举办画马作品展。展厅中央，一幅长达数十米的《万马奔腾》横空出世——那是书法家武中奇先生题款的作品，画中两千匹骏马迎着旭日狂飙突起，如惊雷破云。朱旭先站在画前，仿佛听见马蹄踏碎山河的轰鸣。那一刻，他对这位老友的仰慕，已不仅仅是欣赏，而是深深的敬意。
我读到这一段时，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雷老师画作的照片时的震撼。那幅《盛世新六骏》，每幅347厘米×280厘米，比真马还要大上几分。不同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石刻，雷晓宁笔下的六匹马有血有肉，既有阳刚之气，又具阴柔之美。他打破了传统画马以线条勾勒为主的教条，大胆运用中锋、侧锋、逆锋，结合西方的解剖学与透视法，将马的肌肉、骨骼、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雷氏画马”的风格，不是凭空而来的。
1952年出生的雷晓宁，祖籍湖南，客居南京。祖父雷飞鹏是清代翰林，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父亲雷志洁曾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科长，在西安事变中参与起草了著名的爱国通电。这样的家世，在特殊年代成了他的“原罪”。可就是这个被称作“狗崽子”的孩子，八岁时为了临摹一本连环画上的骏马，偷偷撕下了书页。书店老板发现时，那本“小人书”已经少了一页——那页上，是一匹奔跑的骏马。
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当代第一马”。
他师从三位大师：赵良翰（吕凤子学生）、刘汝醴（徐悲鸿高足）、亚明（新金陵画派代表人物）。特别是亚明先生，不仅对他悉心指导，更视如己出，曾亲笔题写“形神妙绝”四个字，落款竟是“为雷晓宁大师题”。雷晓宁当时目瞪口呆——恩师对自己的评价，竟如此之高。
跟随刘汝醴教授，他夯实了艺术理论的根基；跟随亚明先生，他领悟了中国画传承与创新的真谛。但真正的老师，还有那些马场里的汗血宝马。
为了画好奔跑如飞的骏马，雷晓宁多次赴不同马场观察、体验、写生。有一次，他不小心小腿骨折，躺在医院里还在念叨：“值，真值。”他说，汗血宝马那桀骜的眼神，龙吟般的嘶吼，飘洒如飞的鬃尾，蹴踏奔驰的电闪雷鸣，都一一刻印在脑海里。
朱旭先在文章里写道：“画马即是画人，画的是人的品格，人的精神。”这话是雷晓宁常说的。我想，正因如此，他笔下的马才不仅仅是形态的逼真，更是灵魂的呐喊。
六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江苏省美术馆二楼爱涛艺术空间，高朋满座。《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教学范本——雷晓宁画马专辑》新书发布会在这里举行。朱旭先作为中国网美丽南京总编辑应邀采访，一进门才发现，发布会的主人竟是多年老友。两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人，见面时竟像少年般激动，有说不尽道不完的心里话。
昨天，我把朱旭先的文章转发给雷老师。他很快回复：“写得太好了，朱兄与我三十多年的情谊，都在里面了。”然后又说：“你们俩都写了我，角度不同，却都写得那么用心。我这辈子，有马为伴，有友如此，值了。”
今天是2026年3月11日，丙午马年。惊蛰刚过，万物复苏。我想起朱旭先在文章开篇写的祝福：“愿雷先生笔下的骏马继续驰骋艺坛，马年更添神韵，艺术之树常青。”也想起那个寒冷的元旦午后，雷老师送我出门时说的一句话：“我这辈子，就是为马而生的。”
窗外的梧桐正在抽新芽。再过些日子，南京的春天就要真正来了。而我知道，在某个画室里，一位74岁的老人仍在挥毫泼墨，他笔下的骏马，正迎着春风，万马奔腾。
（管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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