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军

当前，涉外法治建设正处于应对挑战与完善自身的关键时期。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工作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法院共审结涉外案件15.9万件，较“十三五”增长66%。这既是涉外法治建设持续进步的体现，也折射出外部制裁压力持续加大、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的现实挑战。

随着反外国制裁法出台及首例案件落地，我国涉外法治的基本框架已初步搭建。涉外法治建设并非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一项涵盖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环节的长期、系统性工程。因此，要想持续维护好国家和人民利益、打好涉外法治的硬仗，需要做好四个方面，协同施策。

一是要强化法律武器的“可操作性”。磨刀不误砍柴工，反外国制裁法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简称《阻断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已构建了反击“长臂管辖”的制度骨架。但在具体实施中，仍需进一步完善配套法规，明确适用情形、跟进措施及惩戒机制，给出更多案例参考，尤其是要让企业对大致后果与审结周期有预期、有信心。此前南京海事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适用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案件，为企业全额追回了8600余万元人民币，提供了有益样本。立法与司法部门可协同发力，系统总结案例经验，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企业申请反制禁令的流程、法院审查标准及违反阻断规定的法律责任，使“纸面上的权威”进一步具现化为“行动中的利剑”。

二是要强化出海企业的合规与风险意识。当前许多出海企业存在“重业务、轻合规”的问题，往往在遭遇合同被毁、货款被扣乃至卷入制裁调查时，才慌忙寻求救济。这种事后补救成本高、效果差。对此，最高法报告中提出，要引导企业“依法经营、防范风险”。具体而言，可以构建预防为主的合规引导体系，例如联合商务部门、行业协会，针对重点行业和国别发布出海风险提示与合规指南，通过中英文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帮助企业学会运用合同条款、贸易术语进行事前风险切割。

三是要积极参与国际司法协作领域的规则博弈。近年来，国际经贸领域各国监管规则复杂多变，传统国际经贸秩序面临瓦解。我国审结涉外案件数量虽然大幅增长，但判决的执行落地往往依然严重受制。外国司法机关可能出于种种动机，对我国法院的判决设置障碍或冷处理、“已读不回”。此外，尽管我国已形成诉讼与调解、仲裁并存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多元机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依然存在司法审查标准不统一、跨境调查取证难、商事判决互认少等程序壁垒。

要想打破这些限制，一方面应深化双多边司法合作，结合高层交往和重大外交议程，商议签署和更新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并将其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敢于运用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工具，对损害中国主权和发展利益的外国行为，依法进行必要反制。此前某外国公司，以合作的中国公司受制裁为由拒签提单。在我国公司申请下，法院出具强制令，责令外国公司交付提单，并判令其赔偿了我国公司的损失。这也对其他试图落井下石的外国公司，起到了震慑作用。

四是要紧抓人才培养，形成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梯队。涉外法治案件涉及多国法域、国际制裁，案情复杂，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的专业素养要求极高，在司法机关、法律服务市场和企业内部也属凤毛麟角。例如前述南京海事法院审理的首例反制裁诉讼，需要司法人员迅速理解国际背景，准确适用国内新法，并巧妙运用“诉前扣押船舶”等多种程序工具，最终促成调解。因此，建设长期、系统的人才工程与成长环境是重中之重。有关部门可尝试建立涉外法律服务人才认证与培训体系，规范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监管，同时加强在职法官的国际化培训；法学院校可适度增设相关课程，并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人才等。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涉外法治建设是一个战略制高点。只有将立法完善、企业合规、国际合作与人才培养一体协同推进，久久为功，才能真正成为企业出海的坚实依靠。（作者是浙江省贸易救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