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写历史，是从头开始的，但思考历史却是倒着来的，即从当下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回溯过去。这样看澳门的历史和文化，会发现很多有特色的地方。

门，是区隔，也是连接。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笔下，门反映了事物“彼此相外”与“彼此想偕”的二义性。敞开意味着撤去了自我限定，“门在言说”（Die Tür spricht），有限的世界朝向无限的空间。

初到澳门时，我看到路边用英文、葡文和中文三种文字书写的招牌，感到很新鲜，询之本地人，很吃惊懂葡文的极少。这种不协调现象令我思考特区政府的文化政策。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保护和推广葡语，学校学习葡语的人数远大于葡澳当局时代。1991年，葡萄牙本国对葡语进行改革，一些单词的拼读发生了变化，而澳门的葡语则维持原样。法律也是如此，葡萄牙改了，澳门没有变。再过几十年，如果葡萄牙人想寻找自己的语言和法律之根的话，得“礼失求诸野”，飞来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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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三巴。视觉中国 图

澳门文化的多元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内涵需要咀嚼。比如，人们常说澳门是“东西文化”的节点，这话看似准确，其实不然。“东”是自然地理概念，也是含有心性的区域（area）范畴，涵括哪些地方？在我们的意识中一般不包括非洲东岸、印度洋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那么改称“中西文化”是不是就妥当了呢？不尽然。中国东邻的朝鲜、日本等未包括在内。“西”也是一个暧昧的概念，因为它所表征的欧洲存在巨大的差异。此外，澳门文化中，有“南洋”的要素，前现代日本在澳门留有很深的印记。因此，如果笼统地谈澳门文化，“东西文化”“中西文化”等称呼均可以，若要严格地界定，称“中外文化”似乎更贴切。

澳门回归前，虽然存在中外多种文化要素，但处于“彼此相外”的“散装”状态。据说当年葡国人在上，土生葡人在中，华人垫底。在路上错车时，华人得避让三分。回归后，特区政府消解不平等，把“散装”的多元性整合在一起，塑造了“整装”的乃至“精装”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态可称为“跨境文化”（transnational culture），是基于澳门历史特性和“一国两制”要求而来的文化创造（invention）。

要理解澳门文化的“跨境”特征，“际”是一个不二的关键词。“际”很神奇，本意为墙与墙之间的缝隙，延伸出空间和时间，指称事物之间距离的有国际、学际等，指称时刻的有际会、今际等。除名词外，“际”还可作动词，有交际。在时间的变化中，“际”的空间位置并非一成不变，既可以是中心（天地之际），也可以在边缘（际限）。作为空间的“际”，反映国与国关系的有“国际”。所谓澳门文化是在国际缠绕关系中不断被再生产的。如此看来，即使说澳门文化是中外交融的产物，“中”与“外”的权重也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际”的空间性内涵了时间性，“际会”反映了时空的流转。来澳门观光的很多人，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博彩，这只是隐喻人生不确定性的表象。在澳门六十八万多居民中，有各色各样的团体，隶属其中的人群，在惯习中生活。店家开业前对门口一角土地神的焚香膜拜，彰显着日常的确定性。

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在学理上可谓预流前沿，正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所欲张扬的；澳门如能弘扬这一特质，定能凸显自我主张的声音和提升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葡语里的“萨乌达德”（saudade）很魔幻，是渴望的意思，渴望某种模糊不清、难以言喻的东西，表征一种肆意沉溺于渴望之中的状态。这一切蕴含在名为“法朵”（Fado）的韵律中——轻柔的节奏、慵懒的三连音和低吟浅唱。在我看来，萨乌达德就是文化记忆理论中的“唤起”行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消极的抱残守缺，而是面向未来的积极的当下实践。澳门街头纪念节日的游行，不仅在演示过去，还在生产未来。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凝聚着中外要素的澳门文化，作为现代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通过自身的演示和创造性活动，也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