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这个名字，恐怕是现在美国政治圈中人们避之不及的一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不仅成为恶魔的代名词，还有可能随时爆炸继续炸掉几位名人。
不过，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中国也曾经有一位爱泼斯坦，只不过这位爱泼斯坦却是中国的英雄。
咱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位中国的爱泼斯坦，看一看为什么同样都是一个名字的两个人有着怎样的不同。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的波兰还处于被沙俄等国家瓜分占领的状态，咱们要说的这位爱泼斯坦，就是当年4月出生在沙俄占领下的华沙。
他的全名叫作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看这个姓和名，应该就会有朋友知道，他是一名犹太人。尽管当时的德国并没有对犹太人进行“清洗”，但爱泼斯坦之所以会到中国，还是和德国有关。
1915年8月，德国占领华沙，当时爱泼斯坦的父亲刚刚被公司派往亚洲，他只能跟着母亲一同逃到亚洲寻找父亲，找到父亲之后又因为当地人对犹太人的偏见而受到排挤不得不再次迁移，到了1920年时，这个犹太人家庭已经从欧洲来到亚洲，最终定居在天津。
尽管当时的中国也并不安宁，名存实亡的北洋政府军阀之间矛盾不断，但总体来说，爱泼斯坦的童年生活还是比较安稳的。
和他周围的中国孩子一样，一样地上学、读书、成长，成为一名生活在中国的波兰人。
爱泼斯坦的父亲年轻时曾经因为领导反抗沙俄政府的劳动起义而被监禁，所以爱泼斯坦的骨子里可以说是流着革命者的血，当他看到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和抗争时，他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抗争。
他曾经用自己“外国人”的相貌和记者的身份，与一些正直的西方记者在抗日战争中参与救援中国平民的行动，还曾经参加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利用记者的身份和自己的影响力为抗战进行宣传和募捐。
1938年，爱泼斯坦在台儿庄战场进行采访，那也是他最难忘的一次采访。
在成片尸体倒伏在碎落瓦砾的环境中，伴随着头顶上呼啸飞过的炮弹，爱泼斯坦对孙连仲将军进行了采访。
一年之后，他把这一段经历写在自己的《人民之战》中在伦敦出版，让那些西方人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人是如何用血和肉对抗日寇。
爱泼斯坦的这种抗日行为，很快就被日本特务关注。尽管他也曾经通过“假死”的方式逃跑，但还是在香港被捕，好在日本人顾忌他的影响力没有杀他，只是关到了集中营。
1942年，侥幸成功逃脱的爱泼斯坦“暂时”恢复了自由，不过他并没有躲起来，而是继续活跃在媒体上，用美国合众社记者的身份对抗战前线的战士、后方的百姓进行报道，更是毫不掩饰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
曾经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不离开中国”，用爱泼斯坦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定要亲眼看到，这些日本人是怎么滚出中国的”。
1944年，迫于外界的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开放对延安的媒体封锁，爱泼斯坦也借着这个机会，同时以包括《时代》《纽约时报》等多家西方媒体记者的身份，第一次在延安见到了毛主席，看到了王震三五九旅在封锁下进行的开荒运动，还看到了延安百姓自己的油井和炼油厂。
可以说，爱泼斯坦是当时让世界了解中国抗战、了解延安、了解毛主席抗战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
新中国成立之后，爱泼斯坦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留在中国继续工作，不仅在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而且还入了党，成为政协常务委员。这是他对中国的认可，也是中国对他的认可。
2005年，爱泼斯坦因病去世之后，埋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纵观这位中国爱泼斯坦的一生，可以说除了不是生在中国之外，基本都生活在中国，在加入中国籍之后更是成为一名有着老外面孔的中国人，而且还是一名为中国做出了极大贡献的英雄。
相比之下，美国的那一位爱泼斯坦，所做的事情就要“更加震撼”。一位是中国的英雄，而另一位则是世界的恶魔。
那么为什么同样都是爱泼斯坦，同样都是犹太人，但两个人之间会有这样大的差距呢？
其实，有一个词叫“南橘北枳”就足够说明其中的问题，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和土壤是不同的。
美国的爱泼斯坦在接受询问时曾经说过，他自己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其中的意思很明显，他所看到的并不是他自己的丑恶，而是美国扭曲的意识形态、畸形的顶层利益关系以及病态的道德观念。
而中国的爱泼斯坦，则是在坚强、坚韧、奋斗和抗争的中国土壤中成长起来的。
总之，中国的爱泼斯坦是在艰难奋斗时期的中国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而美国的爱泼斯坦是在扭曲的美国社会环境下“长歪了”的犹太人，他们之间根本不能进行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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