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铃随之轰鸣，泉州、莆田两线高炮部队迅速就位，探照灯刺破夜色。照射区内的渔船刚被惊醒，炮位却已起火待命，只等指挥所下达“开火”暗号。
指挥电话另一端，叶飞的声音异常冷静。参谋重复战备要诀，建议“即刻射击”，叶飞却说：“先别急，盯紧它。”十个字，让炮手们僵在扳机上。
海峡局势紧张由来已久，起义飞机却也屡见不鲜。1950年李纯、黄永华驾AT-6归队时，我军险些失手；1955年郝龙年驾C-46冒弹落福州，更令防空部队如履薄冰。经验告诉叶飞，误判的代价太大。
观测组很快报告：目标机型为双发螺旋桨，机身雪白，侧舷无武装挂点，飞行轨迹呈“S”形，不合战斗或侦察规律，更像在踅摸降落场。叶飞把笔点在地图上，静待下一步动作。
十五分钟后，陌生飞机在泉州上空降至五百米，灯脚亮起却不丢弹。叶飞下令：开放跑道，引导迫降，严禁射击。前沿炮兵面面相觑，只得转入观望。
机轮终于蹂躏海风里的跑道，尘土翻卷。舱门一开，三名青年先后跃下，其中一人高举双手大声喊：“我们回来了！”话音未落，守卫战士的枪口便齐刷刷上翻，又几乎同时放下。
领头者名叫韦大卫，今年二十六岁。更令人哗然的是，这架Beech-C45小客机原属蒋纬国私人座机，机舱内沙发扶手上，仍缝着“蒋”字绣章。闯关来投，分量可想而知。
台湾电台当天凌晨连发告警，四架F-86紧急升空追截，却被韦大卫靠低空贴海、折线飞行甩在后面。美第七舰队的雷达也捕捉到他，但未及开火，飞机已进入我防区。
韦大卫被带往福州。审讯中，他讲述了七年筹划：从桂林富家少爷到被迫渡台的新兵，再到被怀疑“有赤化倾向”遭软禁，他早已认定方向，只缺一架油箱足够大的飞机与两位信得过的伙伴。
机库里的守卫向上级汇报：“教员要试机。”无人起疑。油加满，黎明启程。塔台喝令返航，他回应一句：“告诉那位先生，我自有去处。”旋即切断通讯，冲出云霄。
叶飞的谨慎救了他们一命，也给两岸军界上了一课。事件后，福建军区修订对空识别流程，伴飞、信号识别、迫降引导被写入条令，避免“误伤自己人”的可能。
4月，韦大卫等人被授予“起义功臣”奖章，转入民航，驾驶伊尔-14往返各地。多年里，他常受邀在部队院校谈那一夜的九死一生，“先弄清敌我，再扣动扳机”，成了新飞行员座右铭。
另一方面，台湾方面震动不小。负责看守机库的中尉被法办，蒋纬国不得不临时改乘军机出访。岛内舆论哗然，飞行员“用脚投票”的传闻不胫而走，令蒋介石大为恼火。
1988年春，蒋纬国的秘书孟昭旭赴京探亲，特地登门拜访那位昔日“劫机者”。寒暄中，孟转达一句话：“纬国先生对你的胆识并不怪罪，倒也佩服。”韦大卫淡淡一笑，未作回应。
此后多年，韦大卫低调生活。他常说，真正的荣光不是掌声，而是能把飞机平安落到信得过的土地上。至1990年代再有人提及那场凌晨追逐，他只摆手：“功劳不在我，在福建前线那位肯等三分钟的司令员。”
一念之差，生死相隔；三分钟的宽容，换来三条性命与一段佳话。1956年福建上空那声“先别急着打”，至今仍在史料中回响，提醒后来者：临阵不乱，往往比火力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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