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初,杭州西子湖畔花木正盛,何赛飞推开都本基工作室的木门,正式行了拜师礼。就在这一刻,她从越剧台口跨到画室案头,徐悲鸿传人的名衔随之落在肩上,消息很快传遍演艺与书画两界。追溯到1983年她在人民大会堂候场时获邓颖超一句“最美的小百花”,这一条时间轴便显得格外清晰——表演、银幕,再到书画,三段路彼此牵引,没有一程是偶然。
往前翻到1963年,何赛飞出生在舟山海角。父亲那年三十二岁,流放到岱山渔村,带着五岁的二女儿靠零碎工作维生。渔网腥咸,海风凌厉,孩子却拿竹篾在沙滩比划唱腔。父亲看出女儿骨子里的戏痴,咬咬牙,托人请来民间老艺人授课。一句水袖一把板凳,日复一日地打基础,起早贪黑换来年仅十二岁就闯进县剧团的录取通知。有人问她:“苦吗?”小小的她擦擦汗,“苦,但我喜欢。”寥寥七个字,像钉子钉进心里。
1982年盛夏,浙江省小百花汇演。何赛飞与阔别十三年的亲妹夏赛丽意外在后台相认。两人一台《送莲花楼》,婉转水袖对上潇洒云肩,双双拿下“小百花奖”。“姐姐指哪里我就去哪儿。”夏赛丽悄悄说。自此,这对越剧“夫妻档”在《断桥》《追鱼》里成就了观众口中的“天作之合”。1983年,她们进京汇报演出完毕,邓颖超在座。散场灯未亮,她笑着招手:“你们,是我见过最美的小百花。”一句话,定格了姐妹俩最明媚的一帧青春。
舞台之外,命运还递来另一张牌。1984年,何赛飞借道杭州,为户口去处犯愁。黄老师家里的一次包饺子聚会,她与长自己六岁的杨楠对上眼神。那年头爱情含蓄,“要是你回舟山,我就跟去。”他轻声说。短短一句话比千言万语更稳妥。1988年,她替父守孝期满,两人领证成婚。婚后她常年巡演,杨楠甘当背后的灯杆,把家安顿得妥妥当当。1999年,他们的儿子降生。生产台前她险些大出血,杨楠当即决定让孩子随母姓,“你的名字比我响,儿子跟你。”一句玩笑,却是心疼。
银幕大门在1991年向她敞开。导演张艺谋相中她的台上功底,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她把三姨太的妩媚与无助勾得入骨。后来《风月》《大宅门》接踵而至,她被行内人称“最会演姨太太的女演员”。问及原因,她淡淡一笑:“旧时姨太太,多半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女人,我只把她们当成活生生的人。”外界只见银幕流光,却很少人知道,每一次进组前她必重翻当年的报刊档案,从衣领样式到闺阁摆设,事无巨细,一点一滴抠出来。
时间拉回2006年。都本基与廖静文在北京通州静候她的到来。拜师那天,廖静文已年过八旬,却亲自端坐案边。她端详完何赛飞的兰竹小品,轻轻点头,“徐老若在,也乐见你这样勤勉的后辈。”一句“徐老”,不仅是对亡夫徐悲鸿的怀念,也是对继承者的托付。仪式不张扬,寥寥几位见证者,但意义深重:越剧科班出身的演员,成了徐派书画第三代承袭人。
有人疑惑,为何在事业巅峰再起炉灶?她给出的答案直白:“戏曲、表演、书画,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美。”学画并非心血来潮,早在剧团排《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时,她常用排练间隙抄石涛画谱,体会一笔圆转与一段唱腔呼吸相通的节奏。徐悲鸿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句话与戏曲的“以情带声”不谋而合。于是,练笔与吊嗓成了双线并行,每天破晓对海练嗓,夜深对灯磨墨。
同年冬天,她携数幅新作参加中国美协举办的新人展。画面里仕女一身素衣,眉眼松弛却精神瞳明。评委会给的评语只有八个字:“戏曲韵味,画里飘香。”这场展览后,她依旧站在舞台,也常出现在各类美术公益活动,极少言及“跨界”二字,只说自己“还在学”。
再往后十几年,何赛飞在影视、舞台与画案之间切换自如。演完《海上夫人》回到家,她放下剧本,蹲在灶前烙饼;画完一幅《荷鹭图》,抹黑冲去排练场补鞠躬动作。同行打趣她“不累吗?”她摊手:“人要闲了才会老。”是玩笑,也是答案。
历史的节点重新串联,如今再看:1963年海岛稚女的稚气;1983年人民大会堂的掌声;1991年银幕聚光灯下的身影;2006年画案前的低眉。这条路没有刻意设计,偏偏层层生花。问她还要去哪里?她抿嘴一笑:“戏有千折,笔有万转,哪能说尽。”
邓颖超的那句评价仍旧挂在浙江小百花排练厅墙上,字迹遒劲。来参观的年轻学员指着标语问,这是谁?老琴师轻拍琴案:“那是何赛飞,能唱能演还能画,真正的好角儿。”说完,老琴弦一拨,声腔扬起,仿佛又把人带回那座灯火通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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