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王建安看望陈锡联，不料吃了闭门羹，王大怒：摆什么臭架子|中将

说来蹊跷，这位出了名“有脾气”的湖北汉子并非冲动莽汉。四十九年前，他还是躲在黄安荒坟岗里讨饭的穷孩子；十七岁，他给地主放牛，半夜点松明自学，被发现后挨了顿狠揍；二十岁那年，愤而出走投身绿林，练得一身好枪法。1927年春，革命火种燃到大别山，他索性跟着游击队举起了枪，也在那一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穷孩子第一次觉得，自己和天生有田有地的人站在了同一面战壕。

王建安的脾气，大别山的红军没少领教。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常拍着桌子跟师首长争作战方案，“依我看，就该绕道打过去”。一次会上，他被批评“自以为是”，转头却又在阵地上冒着枪林弹雨救下受伤的战友。谁都承认他冲锋陷阵有两把刷子，可对他的火爆性子，多数人既敬又畏。

1935年5月，川西草地暴雨滂沱。红四方面军断粮三日，陈锡联在强渡大渡河的拉锯战里胸口中弹，闷声倒下。担架被洪水冲散，医护也拉不上来。眼看主力部队开始转移，没人敢保证他能活着走出去。危急时刻，王建安扯下半截担架布，硬是将陈锡联驮到背上，顶着枪声一步步蹚出沼泽。陈锡联虚弱地说：“王营长，要不放我下来，耽误大队前进。”一句“少废话，跟我走！”至今仍在陈锡联耳边轰鸣。那一役，两人算是把命锁在了一根绳上。

新中国成立后，老兄弟却很少能聚到一块。王建安在中南、江苏等地辗转任职，专管民兵与训练事务；陈锡联则从南京到东北，再到北京，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一口气兼了炮兵司令、沈阳军区司令等重任，部里还给他起了外号——“小钢炮”。同一年，军衔评定让王建安狠狠撞上了自己那股倔气。评审表上，参谋人员写满了战功，却又附上长长一页“性格缺点”。毛泽东翻到他的名字，沉吟片刻，写下“此人骄傲自满，授中将为宜”十二个字。自此，王建安成了全军知名的“落一阶”典型。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因此耿耿于怀。接过中将证书那一刻，他向同批授衔的战友们摆摆手：“主席这是提醒我，别真把自己当个人物。”然而，骨子里的刚烈并未消散，遇事言辞冲撞时有发生。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岁月磨砺，他自认收敛良多，可熟人眼里仍旧是那个“不好惹的老王”。

再说陈锡联。1975年，他升任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身边秘书、警卫成倍增加，安保规定也比以往严格得多。出入需提前备案，会见来访必先登记，这是“规矩”，却不免在老战友看来像隔了一道冷冰冰的墙。于是便出现了那天上午的尴尬场景——一个中将站在门口，被工作人员请去客厅喝茶等通知。对别的客人而言，这只是流程；对王建安，这叫“不给面子”。

掷下一句“摆什么臭架子”，王建安怒气冲冲掉头就走。随行的陈再道怎么劝也无济于事，只得连声道歉。事后，秘书急得直冒汗，把情形原样禀给陈锡联。这位当了多年政务要员的上将摇摇头：“老王啊老王，还跟二十多岁一样……”当天傍晚，他亲笔写了张便条，命警卫送到王建安下榻的招待所，只一句：“兄长驾到，愚弟伏案待罪。”字迹遒劲，用的还是当年红军时期的称呼。

王建安摁着便条愣了半晌，火气瞬间消了。第二天，他慢悠悠拎了盒子茶叶登门。两位老兵在小院里对坐，良久无语。陈锡联率先开口，“那孩子不懂事，别往心里去。”王建安哼了一声，端起茶碗抿了口：“没的，我这人直。”短短一句，算是揭过了。随后，战场旧事如泉涌，两人从鄂豫皖到山城堡，从辽沈到海南岛，天南海北拉扯了一整晚。警卫员后来回忆，那夜客厅灯火亮到凌晨三点。

回到时间轴的起点，王建安和陈锡联这代人，几乎都踩在旧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上长大。1927年至1949的二十二年，他们的青春被战火撕扯，却也在枪声中淬炼出惊人的意志。解放后，他们从前线将领转身为共和国的建设者，兵种改革、国防教育、民兵体系、水利工程、农田基建，每个口号后面都能见到他们的汗水。

然而，人非圣贤，军人尤其率性。王建安的坦白、刚猛，在烽火岁月是冲锋的号角，和平时期却容易成了“刺儿头”。陈锡联则长袖善舞，既能对阵白山黑水的冬雪，也能在大会堂里挥洒宏论。正因如此，两人的友谊颇具戏剧性——勇猛与稳健互补，又不时摩擦出火花。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闭门羹”风波后来在军中传开，被当作一段趣谈。有人拿毛主席当年那句评语打趣：“骄傲自满，授中将为宜”，似乎时间过去二十年，脾气仍在。也有人说，这恰恰是真性情将军的可贵，一针见血，不肯让人情世故磨掉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