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清华毕业后成网红县委书记，被贪腐气哭，5年后毅然辞官|县委|巴东县|纪委|陈行甲|领导干部

2011年10月的一个黄昏，长江雾气从三峡谷地缓缓升起，湖北巴东县城的楼房像是被压低了身段。县委大院里，一辆从宜昌赶来的车刚刚停下，车门打开，一个戴着眼镜、身材清瘦的中年人走了下来，他就是当年40出头的陈行甲。没人想到，这个看起来有些斯文的人，会在这片山高路远的地方搅动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甚至在几年后干脆脱下官帽，转身投向公益领域。

这一年的中国，距离三峡大坝全面建成发电不过五六年，移民安置、后续工程、扶贫开发交织在一起，机遇和问题都堆在基层干部的案头。对于刚来到巴东的陈行甲而言，这是一块陌生又敏感的土地：国家级贫困县，大工程云集，资金流量大，而老百姓的日子却依然紧巴巴，这种反差，非常刺眼。

有意思的是，陈行甲的履历与不少“传统县委书记”截然不同。30岁才考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算是大器晚成的一类。在清华的几年，他一边啃专业教材，一边跑操场、抢游泳课，空下来弹吉他、写日记。看上去更像一名大学讲师，而不是将来要在贫困山区挑大梁的县委书记。

从清华毕业，进入地方工作，再到2011年调任巴东县委书记，整整十年，他的身份一步步从“书生”变成“县官”。也正是这十年积累下来的眼界和脾气，在巴东爆发了出来。

一、豆腐渣工程背后的怒火

2014年夏天，巴东迎来一次大雨之后，县委办公室桌上出现了几封特殊的举报信。信不长，却字字扎眼：新修河堤被洪水冲垮，还不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修的旧堤，质量问题严重，疑似豆腐渣工程。更要命的是，信里还附了现场照片，水毁断面清清楚楚，看不出半点“自然灾害”的余地。

陈行甲没有把信压在抽屉。他去了现场，在平阳坝，看到的情形和举报内容高度一致：防护体塌陷、混凝土剥落，有些地方连钢筋都露了出来。他当场把相关材料批转县纪委和县公安局，让两家联合立案调查。按理说，这样的交办已经很重视了。

事情拖了四个多月，案卷却像被放在阴凉角落里“晾着”。每次问进展，相关部门只是强调“案情复杂”“取证困难”，话说得绕来绕去，实质内容却少得可怜。有一回小范围开会，部分干部甚至摊开来讲：“招投标过程中的串标、围标，全国哪儿没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难认定是犯罪。”

这番话摆在桌面，不得不说挺刺耳。一个县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被暗箱操作做成了豆腐渣，牵扯的不仅是财政资金，更是人命安全，却被说成“潜规则”。陈行甲听到这些，情绪一度失控，在内部讲话时爆了粗口。有人形容，那是他来巴东后，第一次“撕掉书生皮”。

举报信里提到的工程承包人，被当地人称为“中标大王”。这个称呼并不是夸张，而是多年积累出来的“战绩”：一个个项目靠着借大型企业、国企的资质去投标，表面上合规，实则背后串联围标，打的是制度空子。要从这种操作中抽丝剥茧找到确凿证据，不容易，更别说让那些大公司的人站出来作证。

转机出现在一个多月后。巴东县公安局从外围下手，控制了5名参与围标的人，希望从中撕开缺口。可奇怪的是，每当纪委和经侦部门刚有一点动作，“中标大王”似乎就能提前获知，明显有人在内部通风报信。对于很多本地干部来说，这不算惊讶：小县城，关系盘根错节，能在工程领域混出名堂的人，背后不可能是干干净净的背景。

随着调查的推进，“中标大王”感到局面不妙，开始四处托人说情。有领导电话来劝，有熟人登门软硬兼施，连家属也亲自上阵。有一位“老朋友”话说得直白：“工程质量出点问题，后面花点钱补一补就行，何必把事情做绝？你住在哪儿，我们都清楚。”这话里，既有示好，也有威胁。

据知情人回忆，面对这些，陈行甲只是冷冷说了一句：“质量问题可以补，人的心坏了补不了。”对方只能讪讪离开。

随着议论越来越多，县里不少人开始不安。有干部私下里嘀咕：“串标、围标全国都存在，凭什么巴东一定要查得这么死？”在这种氛围下，坚持办案就不只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态度的选择。

当时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以忠很清楚，如果县委书记的决心被磨掉，之后再谈整顿作风就难了。他顶住压力，多次协调公检法部门，推动案件往深处挖。最终，这起豆腐渣工程案抓了6人，“中标大王”也在列。

2015年3月2日，巴东县纪委五次全会召开。会场上，陈行甲作了长篇报告，详细披露这起案件的查办过程，用近万字的讲稿，把“潜规则”一条条摆在台面上。这份讲话稿随后被媒体转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阅读量在短时间内突破十万。有评论称，这是少见的“问题报告”。

一些人对他拍案叫绝，认为这才是干部该有的样子；也有人提醒他“收着点”，“这么高调是在给自己找麻烦”。面对这些声音，他并没有表现出退缩，说了一句挺刺耳的话：“他们既然把话都放到这份上，也算是在成全我。”

这种近乎倔强的态度，与他自小形成的“英雄情结”不无关系。他曾形容自己小时候看小说，总喜欢那些“仗剑行天涯、惩恶扬善”的角色。这种情结在现实官场里不一定合适，却在巴东找到了出口。

需要强调的是，这起案件虽然是一个切口，却折射出更深层的现实：在三峡后续工程、扶贫资金密集投向的地区，如果工程质量被利益集团揉搓，受损最大的，始终是普通百姓。

二、从“四不承诺”到“五个严禁”

有人说，一个地方官场的空气，是在细枝末节里能闻出来的。2011年10月，刚上任巴东县委书记的陈行甲，在第一次干部见面会上就抛出“四不承诺”：不搞个人说了算、不搞小圈子、不搞另起炉灶、不收钱收礼。台下不少人当时心里想的，是“先听听再说”。

很快，就有人试探了底线。有老板来办公室谈工作，走的时候留下一个包装精致的衬衫盒。等人一走，打开一看，衬衫下面整齐码着港币，面值一千元的港币足足两百张。类似的“礼物”不是一次。还有人直截了当地说：“陈书记，送您个时间。”然后亮出一块价值十几万元的手表。陈行甲问了价格，当场变脸，让对方拿回去。后来甚至有人送金条，也都被坚决退回。

这些细节听上去像故事，但在当时的巴东并不罕见。工程项目集中，跑项目、求关照的人多，出手自然大方。可与这种“阔绰”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巴东的现实：50万常住人口中，有大约17万人尚未脱贫，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留下的窟窿却是全县财政的压力。

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陈行甲忍不住发问：“巴东这么穷，有些人还这么没有底线、没有节操。”这话说得不客气，却揭了痛处。

接下来的一系列工作，实际上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在梳理工程建设遗留问题时，县里发现很多项目投标严重不规范：有人带薪离职在外承揽工程，有的三峡后续项目没有公开招标，直接转包，利益链条盘根错节。按陈行甲的说法，那些钱，是“改变巴东贫困面貌的血汗钱”，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手“分赃”的小金库。

他算过一笔账：未来五到十年，三峡后续项目加上国家各类扶贫项目，流入巴东的资金约有三十亿元。如果制度不改、作风不正，这三十亿在路上被层层截留下去，真正能转化为学校、公路、医院的比例会非常难看。这并不是抽象的财政问题，而是历史责任。

官场作风不正，民间风气也跟着走偏。十多年前的巴东，曾发生过多起恶性事件，社会治安形势一度紧张。陈行甲认为，问题的根不全在老百姓身上，而在于“风起于青萍之末”，背后是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的失衡。要真正稳住局面，必须把官风摆在优先位置，从内部开始“修”。

从2011年底起，巴东用多年时间打了一场组合拳。串标、围标案件7起，19人被追责，职务犯罪案件查办85人，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成为整治重点，“两违”建房累计查处525户。这些数字看上去冷冰冰，背后却是一次次拆违、查案、约谈的硬碰硬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规范干部行为方面，他提出了“五个严禁”：职责范围内能办的事不得拖延；禁止对服务对象吃拿卡要；工作日中午禁止饮酒；不得在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炒股、看电影；严禁赌博。这些规定听上去朴素，有点像“老生常谈”，但落实时动了不少人的奶酪。

在解决“吃空饷”问题时，巴东处理了216人。根据当年情况，如果以人均每年三万元工资计算，财政每年要额外支出约648万元，而这些人长期不上班，却照拿工资。整顿之后，这部分“白支出”被压下来，对一个贫困县的财政来说，腾出来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空间。

当然，这种整顿不会一帆风顺。有人觉得他“太较真”，有人提醒他，“得罪人太多不好混”。但从结果来看，巴东的政治生态确实有了明显变化。至少，明目张胆收礼、公开吃空饷的现象，在那几年里不敢再像以前那么嚣张。

如果把2011年至2016年看成一个阶段，陈行甲在巴东做的，大致有两层：一是用反腐、整顿作风把“管道”清理出来，二是在县域治理中构建起一套比较刚性的秩序。这种做法可能得罪不少人，却让很多普通群众心里踏实了一些。

三、告别官场，走向公益

2016年12月2日，一封题为《再见，我的巴东》的公开信出现在网络上。落款是陈行甲。那时距离他2011年到巴东上任，已经过去五年。这封信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县委书记在仕途尚可期的时点，选择了主动离开。

同年，他发表《陈行甲：你好，我的下半场》，对外宣布自己将投身公益，开始“下半场人生”。在不少人看来，从一个县委书记变成公益人，是非常冒险的选择。体制内的道路稳定可预期，而公益领域，资金、资源、平台都不确定，很难说前景光明。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陈行甲在巴东工作期间，通过大规模走访调研，对贫困成因做过比较系统的摸底，其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让人吃惊。按照当时国家扶贫数据统计，全国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比例约在42%左右，而他在巴东做的调研显示，本地比例高达48.7%。也就是说，几乎每两个贫困家庭里，就有一个是被疾病压垮的。

这个现实对他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带着亲身经历的痛感。母亲和岳父都死于癌症，治疗花光了家里积蓄，最终人还是没能留住。对一个相对经济条件还算稳定的家庭而言，癌症已经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更别说那些本身就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户。这种反差，让“因病致贫”四个字变得格外沉重。

他开始考虑能否做一次“社会实验”：通过设计一套公益机制，专门针对重病致贫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可复制的解决路径。2016年，他辞去公职，离开巴东，选择全职投入公益领域。

四、联爱工程与“山村孩子”的边界

离开体制后不久，他与阳光骨髓库和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发起人刘正琛结识。两人通过介绍认识，很快在电话里谈起各自的想法。刘正琛多年深耕血液病救助，对公益项目运作很熟；陈行甲有基层治理经验，也有一线调研的积累。双方一番交流后，都觉得可以一起做一些更系统的事情。

在多轮讨论后，他们决定共同发起“联爱工程”，把广东省河源市作为试点地区，围绕儿童白血病救治，搭建一套“兜底治疗”的联合机制。这个选择并不轻松。河源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治疗白血病的能力几乎为零，而广州的大医院床位紧张，住院需要排队两个月左右，基层患者往往在排队中耗尽资源和耐心。

医保政策在当时也存在不少空白地带，一些特殊药物报销比例较低，自费负担沉重。联爱工程要做的，不只是给几个孩子筹些治疗费，而是联合当地政府、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等多方，通过数据统计和项目管理，找到因病致贫的规律性特点，再探索出可推广的应对模式。

2016年之后，陈行甲成为新阳光基金会的理事长和法人代表，刘正琛转任秘书长。这一变动在公益圈内引发不少关注。有人好奇：“前县委书记来做公益，到底能做些什么？”也有人担心，政府体系里的思维方式，能不能适应民间组织的灵活运作。

在接受采访时，陈行甲坦言，这条路难度不小，预料中的压力也不少，但自己不打算退。2017年11月，他已经在公益领域扎实干了一年，依照他的说法，那一年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虽然忙，却有一种久违的主动感。

联爱工程在河源的试点很快有了成效：他们与当地政府签约，为符合条件的儿童白血病患者提供兜底救助；同时建立数据库，跟踪整理治疗费用、家庭收入、医保报销等关键数据，试图从中找出可复制的路径。看上去，他们是在为重病儿童筹钱治病，但在内部方案中，这部分工作只占整个项目的约一成。其余精力，都在搭制度、摸规律。

在陈行甲的设想里，如果能形成一套成熟方案，就有可能推动相关医保制度的优化，为更多地区提供参考。这种做法，显然带着他当年在县域治理中形成的思路：不满足于救急，更希望找到“治本”的路径。

与此同时，他发起的第二个公益项目“梦想行动”也逐步展开。这个项目关注的是山村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和视野问题。项目团队组织一批批山村孩子到深圳等沿海城市开展公益游学，去海边看海，去博物馆、大学参观，安排读书会和美育活动，让他们意识到，山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试想一下，一个从山村走出的孩子，第一次站在博物馆里面对大型展陈，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看着年轻的学生在操场跑步，他的世界观或多或少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短期内看不到数字化的成果，却有可能像一粒种子，埋在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人生路径里。

做公益远比外界想象的要辛苦。刚离开体制那段时间，他经常背着背包挤地铁，在不同城市之间奔波，去企业讲项目、谈合作。有一次，他把项目资料做得非常详尽，去见一位负责人，对方听完后连连点头，临别时只说了一句“很敬佩你的选择”，却并没表现出真正合作的意愿。走出办公楼，正值晚高峰，人流汹涌，他背着包在人群里挤来挤去，难免生出疑问：“路是不是走错了？”

据身边人说，他偶尔会拿以前在县委的场景同现在作对比：过去出门前呼后拥，如今一个人拉着行李箱在高铁站排队。落差感非常真实。不过，这些情绪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