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降清后，虽然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他的降清行为被视为气节丧失，遭到许多人的诟病，但他建议清军以“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为口号，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为清朝迅速稳定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降清后，洪承畴的政治角色发生根本转变。
他不仅为清军入关提供战略咨询，更在平定江南时推行"剃发令"，成为清廷文化征服的急先锋。顺治二年（1645年）的《谕中原檄文》中，洪承畴以"故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身份，劝说汉人归顺新朝，这种身份转换的彻底性令人震惊。
更富讽刺意味的是，他晚年主持编修《明史》时，对明朝旧主的评价体系施加了决定性影响。这种从"救国栋梁"到"开国功臣"的转变，构成了一种政治伦理的悖论。与吴三桂等人不同，洪承畴并非因私怨或利益诱惑叛明，而是在被俘一年后选择合作，这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变节"，在传统道德观中比冲动性背叛更为不可饶恕。
乾隆年间编纂《贰臣传》时，将洪承畴列为甲等，正是对其"深思熟虑而失节"的特殊定性。先，他是最后一批"正统"明朝重臣。崇祯帝自缢后，南明政权仍延续十八年，这使得洪承畴的降清行为无法用"国已不存"辩解。相比之下，吴三桂降清时明朝中枢已瓦解，尚可喜、耿精忠等原为边将，道德包袱较轻。他深度参与了清廷的文化征服。
顺治十年（1653年）任五省经略期间，洪承畴镇压抗清义军的手段比满洲将领更为彻底。在金华、赣州等地的屠城记录中，这位前明重臣表现出惊人的冷酷，这与其早年镇压农民军时的强硬作风形成可怖的延续性。洪承畴打破了"武人可降，文臣当死"的潜规则。明代文官体系强调"气节"，而洪承畴作为两榜进士、翰林出身的高级文官，其变节对士林道德的冲击远超武将投敌。
清初遗民诗人屈大均在《皇明四朝成仁录》中痛斥："洪以理学名臣，膺阃外重寄，乃靦颜事仇，不若妇人女子。"
洪承畴的仕途轨迹本身便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反差。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出身的他，在崇祯朝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崇祯十二年（1639年）任蓟辽总督期间，他建立起明朝最后一道有效防线，成为对抗农民军和满清的双重屏障。
松锦之战中，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与清军决战，最终兵败被俘。据《清史稿》记载，皇太极对其极为礼遇，"解所御貂裘衣之"，这种超规格待遇埋下了日后变节的伏笔。他这么做也算个名臣干吏了，为维护祖国统一也做出了贡献。
可是他为什么被骂得最惨呢？松锦之战的时间线里，是洪承畴先率主力击溃了多尔衮的那几万清军，然后撤军，多尔衮败退后就求援，皇太极才率主力来的。此时崇祯看到洪承畴十几万人击败了多尔衮三万人，就又犯病了催洪承畴跟皇太极那十万余人决战。洪承畴被逼无奈才决战的。
因为洪承畴和其他降将相比，他在明朝的官更大，他是大明朝的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而且投降后对明军的打击比其他降将大。因为他投降了，所以要证明投降是对的，必须要把大明朝消灭掉，比皈依者狂热还要狂热。
洪承畴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惨烈的咒骂，关键在于他为了讨好清朝统治者，不惜残酷迫害昔日的同僚和百姓。在明末清初之际，虽然有不少人选择投降，但像洪承畴这样为祸乡里的却不多见。相比之下，祖大寿虽然背叛，但并未积极参与对明朝的军事进攻，也没有屠杀同胞的记录，最终的结局要好于洪承畴。
祖大寿虽然投降了，但是人家明显还是要点脸面的。之前祖大寿一直是身在抗清前线，在清军的围困之中，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又复归明朝，气得皇太极发誓一定要搞死他。可是等到松锦之战结束后，皇太极还是把祖大寿收入到了自己的正黄旗当中，还让他写信劝降吴三桂。
洪承畴力劝多尔衮在江南推行“剃发令”，把清廷犹豫不决的政策变成了铁律。 对汉人剃发易服的要求非常严格，洪承畴是主要执行者。江南士绅宁愿接受改朝换代，也受不了身体发肤受辱，这才有了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的惨剧。
洪承畴亲自大量劝降南明重臣。洪承畴的招抚策略极其高效，了解明朝官僚体系的弱点，专门针对士大夫的功名心理设计劝降话术。 被他劝降的官员越多，明朝遗民对他的恨意就越深。洪承畴，连个悲情故事都捞不着，因为他的行为挑战了农耕文明最根本的伦理秩序。
崇祯：“你在我这边有这么卖力吗？哭死。尚可喜耿精忠当汉奸众所周知一只鸡。吴三桂当汉奸杀疯了，毕竟崇祯已经无了，还有陈圆圆保底。洪督师大明对你不薄吧？（崇祯经常不当人的情况下）葬礼都办了，你说你？都不磨洋工的，太敬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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