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道里的路上，我心里反倒平静了。
车窗外的雪已经化得差不多，露出一片片灰黄的土地。远处的山还是白的，近处的树光秃秃的，偶尔有几只乌鸦飞过，嘎嘎地叫几声。
小崔坐在旁边，一直偷偷看我。我知道她想问什么——厂长，你紧张吗？
不紧张。
真的不紧张。
因为我想通了：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叫事。
这半年，我经历的事还少吗？厂子被封，钱被冻，老婆要离，工人找不到，崔姑娘在南边生死未卜。断水断电，工人挑水，柴油贵五倍，发电机响得像拖拉机。
跟这些比起来，钱算什么？
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
给。
只要能保住厂子，能给。
只要能让我去找崔姑娘，能给。
车停了。道里的办公楼比我想的破旧，三层小楼，墙皮剥落，窗户玻璃有一块裂了没换。门口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人，看见我们，面无表情地指了指里面。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金同志坐在上首，旁边是那个冷冰冰的女翻译。还有几个人，我不认识，看打扮像是财务或者执法部门的。
我坐下来，没等他们开口，先说话了。
“金同志，我是来认错的。”
女翻译愣了一下，翻译过去。金同志也愣了，看着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
我继续说：“厂子不合规，我知道。断水断电，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我接受批评，接受处罚。该交的罚款，我交。该停的产，我停。”
我说得很慢，一句一句的，让翻译能翻清楚。
金同志听完，脸上的表情变了变。他看了一眼旁边的人，那几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然后他开口了，说了一长串。女翻译翻过来：
“赵厂长，你能认识到错误，很好。道里对你们厂，一直是关心和支持的。但规定就是规定，不能因为你们是外资企业就特殊。”
我点点头：“明白。请说，怎么处理？”
又是一番交流。女翻译转过头来，看着我，声音还是冷冰冰的：
“第一，罚款二十万人民币。第二，停产整顿一周。一周后，道里会派人去检查，合格了才能恢复生产。”
二十万。一周。
我深吸一口气，点点头。
“行。”
金同志又说了几句。女翻译说：“金同志说，希望你吸取教训，以后严格遵守规定。这次就算了，下次再犯，就不是罚款这么简单了。”
我站起来，伸出手。
金同志愣了一下，也站起来，握了握我的手。
他的手很凉，像刚从外面进来。
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太阳出来了。
明晃晃的，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天，忽然笑了。
小崔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厂长，你没事吧？”
“没事。”我说，“好得很。”
她愣了：“罚款二十万，停产一周，还好得很？”
我看着她，笑着说：“小崔，你知道什么叫能用钱解决的事吗？”
她摇摇头。
“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叫事。”
她眨眨眼，没听懂。
我也不解释。上了车，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后退的风景。
二十万。换厂子活下去。换工人有饭吃。换我能去找崔姑娘。
值。
太值了。
那天晚上，回到厂里，我把工人们叫到一起。
“停产一周。”我说，“你们不用上班，工资照发。”
她们愣住了，互相看着，小声说着什么。
“但是，”我顿了顿，“这一周，厂里不能空着。需要有人值班，打扫卫生，整理车间。愿意干的，每天多给十块钱。”
话音刚落，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朴阿姨举着手，笑得满脸褶子。朴顺女举着手，踮着脚尖往前挤。那些姑娘，一个比一个积极。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些举起的手，看着那些笑着的脸，眼眶发热。
“好。”我说，“排班的事，小崔负责。”
她们散了，叽叽喳喳说着话，往宿舍走。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盏灯。
亮着。稳稳地亮着。
柴油发电机还在响，可那声音，听着不那么刺耳了。
因为我知道，很快，电就会重新通上。水也会重新流出来。车间里的机器，会再次轰隆隆转起来。
厂子活了。
真的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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