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8日清晨，北京西长安街的邮袋里出现了一封加急挂号信，收件人是叶剑英元帅。打开信封，人们看到发信者王玉瓒自称才是“擒蒋第一人”，并附上6000字回忆录。信里却又数次提到另一个名字——孙铭九。由此，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再次被撩起。
1899年，孙铭九出生于奉天辽阳。自幼家境清寒，他却爱舞枪弄棒。1925年考入东北讲武堂步兵科，和姜玉貴、万福麟等人是同期学员。由于反应快，枪法准，毕业后直接进入东三省保安总团。不久，他被调往天津警备司令部，负责要员警卫。1931年9月，张学良途经天津，车站里负责警戒的正是这位精瘦的小队长。张学良回忆说：“这小子眼神里透着股狠劲。”从那天起，孙铭九成了少帅的贴身随从。
西安事变爆发前，东北军在前线与红军的短兵相接越来越像走过场。1936年4月9日，延安窑洞里灯火通明，周恩来与张学良达成了停火抗日的口头协议。随后，杨虎城也松口了。蒋介石却在南京来回踱步，电报一封接一封，命令西北各部“立即进剿赤匪”。张学良和杨虎城陷入两难。11月5日晚，两人在中旅社密谈。杨虎城低声说：“蒋委员长若不松口，只有古法——兵谏。”张学良没有答话，只是默默点头。
12月10日夜，张学良把几名心腹叫到临潼华清池官邸。孙铭九第一个站出来：“少帅，给我一个连，保证把委员长请回来。”张学良只回了四个字：“事成见真。”11日深夜，长空无月，冷风卷过骊山。孙铭九手握驳壳枪，带着卫队摸到蒋介石住处。蒋的随从警卫反应不及，零星抵抗后溃散。卧室空空如也，窗子大开。孙铭九立即分兵搜山。凌晨五点，他在一个乱石堆边发现一只皮靴印。顺着脚印向上，果然在两块巨石间的草窝里揪出了灰头土脸的蒋介石。事后他回忆：“委员长竟然没带手枪，只紧紧攥着一串佛珠。”
接下来的戏众所周知。国民党中央要派飞机轰西安，张学良却放风让红军“负责委员长安全”。12月17日中午，周恩来、叶剑英飞抵西安，随后敲定“和平解决”。然而，张学良陪蒋返南京即被扣押，东北军上下群情激愤。1937年2月2日，孙铭九授意手下枪杀王以哲，事件顿时搅乱一池春水。杨虎城迫于中央压力通缉孙铭九，后者借道延安，被红军秘密送往陕北深山藏匿。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电令缉拿孙铭九。一次险些在洛阳被特务堵截，他弃车徒步，穿荒山三昼夜才逃生。1941年，他潜入天津，以“刘三”之名做小买卖。生活举步维艰，妻儿流落各地。1943年秋，他收到昔日同僚鲍文樾来信：“来上海吧，这里暂时安全。”无奈之下，他进入汪伪军训部，被安排做一个挂名参议，从此烙下“伪职”烫印。
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集团轰然解体。孙铭九南下南京，自陈愿意再效国民党。谁知1946年底东北战场风云突变，他随军到四平时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获。审讯中，他辩称早有弃暗投明之意，只是“未能接上线”。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批示：“留察，勿杀。”1950年，上海市人民检察署公开审理孙铭九、应德田等人。法庭调查确认：西安事变中功劳突出，汉奸任职期间并未直接屠杀百姓。最终判决免予起诉，交地方政府安置。
接下来的人生曲线骤然平缓。1951年，上海市政府聘他为市参事室参事，月薪不高，却管吃管住。1955年，第一届上海市政协改选，他被推举为委员。偶尔有记者追问当年擒蒋细节，他只是摆手：“过去的事，都翻篇了。”倒是老兵茶馆里，他会举杯感叹：“枪口对外才是正道。”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生活水平虽谈不上优渥，但在当时的离休干部序列中已属中等偏上。住房在陕西南路一处旧式花园洋房里，28平方米单元；每月除津贴外，还有供应票证。1961年困难时期，他的口粮标准与行政七级相当。医药福利方面，瑞金医院、龙华医院都曾为其开过绿色通道。老友感慨：“孙团长这辈子起起落落，好歹落了个安稳。”
关于“谁是第一擒蒋人”的争论，1979年的那封信只是再添一层迷雾。王玉瓒在信中列举作战序列、时间节点，证据详实，却又承认孙铭九“指挥有方”。档案室里的电文显示，张学良12日清晨07：20的手令写着：“孙铭九即率部，已获委员长。”有意思的是，同日10：15的另一份简报则称“王玉瓒营驻守华清池，先期控制主楼”。两份记录互不否认对方功劳，也许真相是两支队伍前后脚完成了同一件事。史家吕正操后来评述：“功莫归一人，事关全局者多矣。”这句话大抵说中了要害。
1985年深秋，孙铭九在上海病逝，终年86岁。殡仪馆门口立着一块小木牌，写着“原西北军孙铭九同志”。圈内人都明白，这位曾经挟持蒋介石、震动全世界的东北汉子，最终带着半生荣枯悄然谢幕。官方讣告寥寥数行，却明确标注了他的最后身份——上海市政协委员。有人议论待遇高低，其实，能在特殊年代保全性命，晚年得一张干净的身份牌，在当年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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