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门关 华小峰 摄
唐·李昭道（传）《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闫雯雯
公元757年，已是太上皇的李隆基从成都回西安，行至剑阁，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幸蜀西至剑门》。
自汉代王升《石门颂》开篇，历朝历代走过蜀道的诗人，总会恰到好处的技痒，或感叹蜀道之难，或称颂蜀道之美。而唐玄宗李隆基除了赞美蜀道外，也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李隆基更没想到，此后1000多年时间里，他的蜀道之旅成为了热门话题，被反复“二创”。二创”次数多了，李隆基也成为了野生“蜀道代言人”，让蜀道之名传遍五洲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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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幸”蜀，实则“不幸”
“安史之乱”中，李隆基被迫西逃避难于蜀地。来的时候，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甚至折了“夫人”杨玉环，无暇观赏剑阁秀丽景色。但时间能够迅速抚平伤痕，马嵬坡之前爱得死去活来，在成都养尊处优一年，走的时候，倒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了。
于是，“逃亡”不能叫逃亡了，成了屈尊降贵的“幸蜀”出狩”。
实际上，李隆基在蜀地期间，唐王朝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抵达成都后不久，皇帝李隆基便得到消息，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尊称他为太上皇。李隆基甘心吗？不见得。否则也不会在诗歌的尾联处，仍旧“指点江山”——“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勉励大臣顺应时势，施行仁德之政，平定叛乱，建功立业。
这也应该是李隆基的反思。剑阁的石壁上，刻着西晋著名文学家张载的《剑阁铭》，明确提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恃”。估计李隆基也意识到了，国家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实行了仁政，而不能只靠地势的险要。
历史的谜底往往藏在谜面中。《幸蜀西至剑门》一诗的颔联“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以“五丁开山”导致秦灭蜀的例子，暗示“凭阻作昏，鲜不败绩”。
李隆基自以为是的“銮舆出狩”，后世“牙尖”的文人骚客才不惯着他。以“明皇幸蜀”为题材的诗词，很快被“抬”上了桌。
李白倒是将这段逃亡史写得极体面。在他看来，玄宗入蜀是西巡，是幸蜀，而非逃亡。“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中，他把未来的希望仍旧寄托在了玄宗身上，不断以描绘成都之美好来强调“明皇幸蜀”并不是错误的选择。
到了宋代，文人不像诗仙一般客气，就差直接把“昏庸”两个字打到“公屏”上了。诗人石介写“飞仙急过无真赏，始信明皇不识山”，一语双关地讽刺李隆基“不识山”，错用奸臣而导致“安史之乱”。李纲则借古喻今，以题画诗中的“空令画手思入神，一写丹青戒今古”，劝诫宋徽宗以唐明皇为戒，亲近忠义良臣，远离奸佞小臣。“新成都人”陆游则以“明皇幸蜀”讽刺宋高宗杀岳飞而重用秦桧，并与金国签订割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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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成世界了解蜀道的窗口
相比于“打嘴仗”的诗词，画面是更加直观的史诗，在明暗变化中描摹了历史的草蛇灰线。早在唐代，就有画家以“明皇幸蜀”进行创作。如今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虽然究竟是唐人原作还是由宋人临摹有争议，但仍是已知最早以此题材入画的佳作。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幅南宋的画作《唐玄宗避暑图》，画师未留名，但从笔法用色来看，应出自宫廷画师之手。明代绘画大师仇英两幅临摹《明皇幸蜀图》作品被收藏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两幅作品构图相似，其中一幅在题签上记为“仿明皇幸蜀图仇文合璧神品”，卷末有文徵明所书李白《蜀道难》诗。这些作品每次展出，都会吸引众多的观众前往打卡。
它们也成为世界了解蜀道的窗口。1963年，美国人贾和普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明皇幸蜀图》后，兴起了主修中国艺术的念头，并从此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学和艺术的研究。自2001年起，贾和普25次漫游蜀道，并以建立网站、著述的形式，向全世界介绍她与古蜀道的故事以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俗。
贾和普眼中的蜀道，正如李隆基诗中所说的那样“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坐落在云端之上，流动在翠柏之间。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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