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婚姻大事，也一直是他父亲杨武之时刻关注的大事。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一文中曾经写道：

父亲对我在芝加哥读书成绩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可是当时他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我小时在北平曾见过胡先生一两次，不知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这恐怕是前生姻缘吧。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德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其实关注杨振宁婚姻大事的还不止胡适，还有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吴大猷。吴大猷在1946年离开北京大学，来到美国作访问教授。1947年到194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研究员，杨振宁来到普林斯顿的时候，吴大猷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在一次拜访老师的时候，吴大猷夫妇对年已27岁的杨振宁的婚事十分关心，就主动给他介绍一位名叫张元萝的女孩子。江才健在《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里介绍说：“张元萝的亲生父亲叫袁敦礼，是中国体育教育创始的人物之一，袁敦礼还有一个弟弟叫袁复礼，曾经做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袁敦礼和张元萝的张姓养父母很熟，看他们没有子女，就把张元萝过继给了他们。吴大猷和吴太太由于跟张元萝的养父母是熟朋友，于是把当时还在念高中最后一年的张元萝介绍给了杨振宁。”

杨振宁与张元萝认识以后曾经看过这位女孩子几次。这事被芝加哥大学的同学知道后，有人开玩笑说：“杨振宁怎么和一位还在念高中的女生做朋友呢？”以后他们就没有继续往来。

杜致礼的大弟弟杜致仁在普林斯顿一所中学念书，有时她会来看望弟弟。1949年12月底的一天，她在看望弟弟的途中，月老让她遇到了昔日的老师杨振宁。这就是“缘分”。

大约是第二天，杨振宁就有些迫不及待地给杜致礼打电话，约她出来看电影。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渐渐走到了一起。最后在1950年的8月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杜致礼酷爱音乐，她原来希望学习音乐，但长年在沙场征战的父亲却认为音乐对一直处于战争、动乱的中国“用处不够大”，并且希望她能够学习英文。再加上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后方，到处是贫穷和轰炸，哪儿有什么条件满足她的音乐爱好？“作曲家”之梦只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了。但杜致礼似乎一生都没有忘记她少年时美好的追求和梦想，她曾经对记者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会学音乐。”

杜致礼钟情于音乐，在家庭里得到了很好的回应。杨振宁虽然不像欧美许多科学家那样长于乐器，却能经常与杜致礼一起欣赏巴赫、贝多芬的古典乐曲，现代音乐也常常吸引他。爱因斯坦常常说拉小提琴时会激发他的灵感，我们不知道杨振宁对巴赫和贝多芬的美妙乐曲的欣赏，是否会给他的对称性思考带来帮助。如果有，杜致礼功莫大焉！

在杜致礼的影响下，他们的三个孩子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她让他们学琴，学绘画；他们的女儿杨又礼常常在学习劳累之余弹几分钟钢琴，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杜致礼开心地说：“学音乐，这样也就够了。”

杜致礼还喜爱欣赏雕塑，这不仅影响了三个孩子，也影响到了杨振宁。谈起雕塑，杜致礼可以如数家珍地谈论她喜欢的雕塑大师和他们的作品。有一次她对采访她的记者们说，好的抽象雕塑让人百看不厌，还说：“好的艺术品都极昂贵，买不起的，所以要上博物馆去看呀！”三个孩子常常由妈妈带去逛博物馆；孩子长大以后，她和杨振宁还是时常去博物馆欣赏雕塑作品，她还十分高兴地说：“现在振宁一到博物馆，就知道我喜欢哪些作品。”

1982年初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名为《对称与20世纪物理学》的演讲时，曾经列举了许多古老的雕塑作品来阐明“到底对称观念是怎样起源的”这一问题，人们常常由此赞叹杨振宁对艺术的了解。我们猜想，他的夫人杜致礼恐怕给了他不能忽视的影响。

回首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我们不能不同意一位记者的话：“一板一眼的科学家与纤细的文学心灵，却度过了53年'恰恰好’的婚姻生活。杜致礼反而觉得‘两个物理学家结婚’，上班下班都是谈物理，岂不枯燥？”

1997年，当杨振宁夫妇参观我国著名雕塑家吴为山的作品展览时，吴为山对杨振宁说：“您是我从小就崇拜的偶像。考大学的时候我两次报考理科，可惜都由于一分之差落榜。”杜致礼高兴地说：“幸亏落榜，否则我们就少了一个天才的雕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