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夏朝，总有观点认为它仿若传说，相关证据极为匮乏，尤其是迄今尚未发掘出直接刻有“夏”字的文物。然而，近年来，随着考古研究与文献考证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线索表明，夏朝并非虚构。
例如，近期所提及的一件西周青铜器——比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簋器身铸有139字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处理土地纠纷的相关事宜。铭文中提到一座城邑，其名称带有眼睛图案，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夏族崇拜眼睛的习俗。在陕西岐山附近，此地聚居的人群极有可能是夏朝遗民的一支。他们以祖先的图腾为聚居点命名，不过此时他们已不再是统治者，而是被周人分封给他人管辖。
诸如此类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夏朝遗民在商周时期的活动踪迹广泛存在，并非个例。
岐山的这支夏朝遗民，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以农耕劳作维持生计。他们虽保留着祖先的文化符号，但已融入周朝社会，并无多少权力。由于他们并非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故而在文献记载中难觅其踪。
夏朝影响深远，其遗民散布于各地。早在商朝时期，便已有不少夏遗民存在。尽管甲骨文中未直接出现“夏”字，但存在间接证据。例如杞国，据史书记载，商汤灭夏后，将夏朝后裔封于杞地，即如今的河南杞县。
甲骨卜辞中记载，杞侯爇生病时，商王武丁曾为之占卜；商王路过杞地时，也会占卜出行是否安全。这些记录跨越了武丁至帝辛时期，表明杞国自商代便已存在，至周朝仍受封。孔子曾言，夏礼可于杞国寻得踪迹，然相关文献资料不足。杞国作为夏朝直系后裔所建之国，以姒为姓，得到了商周两朝的认可。
与之类似的还有鄫国，位于河南新郑一带，在甲骨文中被称作“曾”。在商军南伐时，鄫国作为左翼参战。
国语说有夏虽衰，杞鄫犹在。六国，在安徽六安，甲骨文有祀六。戈方、雇国，也可能是夏遗支，地望河南嵩县和山东鄆城。商末青铜器有杞妇卣，亚醜杞妇，杞与商有贵族联姻。夏遗民融入商社会，有的当方国首领，有的迁徙，但痕迹留下来。
西邑也关键。甲骨文有西邑，祭祀对象，跟黄尹一起。清华简中将夏称为 “西邑”“西邑夏”，与甲骨文 “西邑” 可相互对照，是商人对夏的称呼之一。蔡哲茂研究，西邑或西邑夏指夏都，位于亳西。商汤灭夏后，在二里头东建偃师商城，监视夏遗民。黄尹可能镇守那儿的官。
西邑卜辞在武丁时期，夏亡三百多年后，还祭夏王亡灵，说明商人信夏灵能作祟。西邑夏从商到汉都指夏王朝，甲骨文佐证夏存在。商汤伐桀后，夏部族后裔封杞鄫，延续血脉。商朝疆域内，夏地名和氏族多，形成证据链。夏文化渗透商朝，青铜技术、水利管理影响后世。
在周朝，有关夏朝的相关记载更为显著。西周初期的文献《尚书·周书》中的《召诰》《多士》《多方》《立政》等篇章多次提及“有夏”或“夏”，阐述了“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历史更迭，体现出天命循环的观念。周人以夏朝的败亡为鉴，警示自身不可贪图安逸，不可忽视民意。正如《诗经·大雅·荡》所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人时常自称“有夏”，并非宣称自己是夏人的后裔，而是以继承夏朝的正统地位与礼乐文化而自居。
早在大禹治水时期，周人便协助大禹，负责播撒各种粮食、提供新鲜食物。陶寺遭受侵犯之后，周人迁徙至夏朝旧地，这种亲密的关系使得周人尊崇夏朝，以“有夏”自称。周王朝分封夏朝后裔于杞地，其君主为杞东楼公。《论语》记载，孔子提及杞国传承夏礼，宋国传承殷礼。周人的文献中多次提及夏朝的地名与氏族，这充分证明了夏文化影响的深远程度。
在金文资料方面，如遂公盨，其铭文记载了“禹敷土，随山浚川”，讲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西周中期，距离夏朝已逾千年，人们依旧铭记大禹的功绩。利簋铭文记录了武王征伐商纣王，迅速克商并拥有天下之事。周灭商之后，分封夏朝遗民，杞国便是其中之一。在周朝的疆域之内，夏朝的痕迹随处可见，众多证据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证据网络，有力地支撑了夏朝存在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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