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保琳
近日，一块收藏在南京城墙博物馆的明代南京城墙墙砖引发关注，原因是上面刻有“甲首刘德華”和“造砖人夫刘德華”的字样，经专家确认，这块墙砖的刻字信息，属于明初修建南京城墙的原始墙砖。而这个砖刻留字，表明当时“刘德華”参与了南京城墙的建设，并担任“甲首”职位和“造砖人夫”的技术重任。由此，也引起人们对当时南京城墙建设的兴趣。
朱元璋从元末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开始建设南京城，历时27年，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建成。南京城墙由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组成，其中，由宫城、皇城构成的南京明故宫开创的宫殿格局和礼制建筑，是14-19世纪中国都城建设的重要原型。京城城墙建在钟灵毓秀的南京山水之间，蜿蜒盘桓达35公里之多，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城市城墙。外郭城墙建成长度约60公里，现存遗迹约30公里，围合城市面积达230平方公里，是明代南京城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城的重要物证。
朱元璋对于南京城及城墙的建设，要求标准极高。为了确保按时完成任务，朱元璋专门下令，长江中下游的湖广、江西两个行省及南直隶所属各府、州、县驻军卫所、工部黑窑（官办窑厂，为京城建设提供重要的城砖，为都城建设的“基石工厂”），需按要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烧制基本规格长为40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左右，重约20公斤的巨型城墙砖，然后运送到南京，经严格验收合格转运到各个工地使用。
为保证城墙砖质量，明朝廷规定各地烧制的城墙砖上须按规定刻印铭文，以便明确责任，利于追责。
铭文主要记载城墙砖烧造的地名、年代、窑名以及各级主管官员、烧制工匠的姓氏等。这种城墙砖铭文，一般都是先将文字刻在“模子”上，然后把刻好的“模子”以及“戳印”压印在未干的砖坯侧面或者端面上，待砖坯晾干后入窑烧制而成，也有小部分是用锐器直接刻在砖面上的。
正因为这种规定，所以南京城墙砖上留有大量的铭文，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城砖制作年代、地址，还能看到监制官员和工匠的名字。如果出现质量问题，要想追责，一目了然。
但是，由于南京城墙早期建设中各项制度还不甚完善，城墙砖上的铭文也不完善，甚至直接影响了城墙砖的质量。早期烧造的城墙砖，其铭文记载的内容相应很简单，只有“某某府造”“某某县造”或“某某县均工夫造”“洪武某年某月造”等字样，并没有明确记载相关责任人的姓名，显然责任不到位，进而就影响了城墙砖的质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时期烧制的城墙砖，有的表面有裂纹，形体弯曲不直；有的则与原土坯颜色相似、质地松散。但是，城墙砖铭文中没有详细记载责任人的名字，故朝廷也就无法去追责。
为进一步提高城墙砖的质量，朝廷采取相应措施：一是城砖铭文中要明确刻记府、州、县提调官的职务、姓名、司吏和乡村里、甲长、窑匠、造砖制坯人夫的名字；二是加强监督、验收，每批城墙砖送到时，都要组织严格验收。据记载，当时的验收标准是，由两个精强的军士相隔一定的距离，相向抱砖相击，城墙砖不脱皮、不破碎且声音清脆者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一律退回，并追究具体环节负责人的责任。这样一来，城墙砖的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也正是这个规定，才有了这些城墙砖上的铭文，让今天的人们也认识了那时的相关官员与工匠，有一块被南京城墙博物馆收藏的城墙砖上就刻着：“扬州府提调官同知竹祥、司吏陶旭泰；兴县提调官县丞王鼎、司吏吴亨；总甲叶春、甲首孙敏……窑匠张正四、造砖人夫施文二”(标点符号为后来标注)。这块砖上的刻字非常清晰，从扬州府提调官和司吏，到兴县提调官及司吏；再到乡村官员，有总甲、甲首和小甲；包括窑匠和造砖人夫，都刻得明明白白，如果追责的话谁也逃不掉。
而“刘德華”这块城墙砖上刻的全文是：“捴甲黄原亨、甲首刘德華、小甲簡囗囗、窑匠晏文叁、造磚人夫刘德華”（囗为缺失字）的字样，共有五级基层造砖责任人。刘德華一人竟然担任两职，可见其能力非同一般。这里的甲首应该是村一级的负责人，造砖人夫则是直接参与烧制城墙砖工的人。据专家考证，这个“刘德華”为明初瑞州府上高县(今江西宜春上高县)人。
除了征集工匠，朱元璋在修建南京城墙时，还调用了军人参与建设。曾经在一块城墙砖上发现刻下的一首打油诗很是有趣：“似从工作到如今，日日挑柴吃苦辛。一日称来要五百，两朝定是共千斤。山高路远难行步，水深堤滑阻工程。传语诸公除减少，莫教思若众军人。”这首打油诗，不仅表明当时军人也被抽调参加城墙建设，同时也反映了因为赶工期，再加上各种条件限制，参加建设的工匠和军人都非常辛苦。
由于南京城及城墙工程量浩大，整个城墙及自石头城向北经清凉门、定淮门、仪凤门、金川门、神策门、太平门、朝阳门、正阳门最后到通济门，墙体均以城墙砖为主砌筑而成，全程约使用城墙砖上亿块，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其背后动用的人力总计达到了数以百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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