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晋升，是努力，还是贵人提携？|党校|努力|晋升|武汉大学党委书记|贵人提携

经常听人们讨论：“一个人的晋升，是自身的努力重要，还是贵人提携重要（这里的‘努力’包含‘成就’）”？这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和体会。

年轻的时候，我面前的拦路虎是家庭出身。由于父亲曾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还兼了镇长。虽然他任伪职期间，舍命救过俩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他的同学），解放后也早就有了选举权；虽然我读书成绩不错，但还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之大学门外。这种打击和创伤，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没法体会到的。

我没有出色的成就，但也没有虚度光阴。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在八十年代，能从一个普通工人，升为企业领导，要是没有长期不懈努力；要是没有贵人的提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1966年进厂，当了一名模具工。为了练好本领，也为了“重在政治表现”，八点上班，七点刚过，我就到厂里练习基本功。天天如此。手磨出了血泡，血泡变成了老茧，仍然咬牙坚持。心里老想着：“要用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的努力有了收获：不到一年，锉刀、锒头，凿子这些钳工的基本功已娴熟；第二年，我的技术超过了一般师傅；三年满师，已经能开厂里所有复杂的模具了。

一九七0年，碰上上海汽车工业发展，我被分配到了车配九厂。

九厂上马汽车高压油管，我第一个开制成功了橡胶管和接头的冲压模。解决了高压油管生产的关键问题。

一天，厂里周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客气地叫我坐在他对面，开门见山地说：“小胡同志，公司要我们写小结，总结新产品上马的情况。我想叫你来写。”听他这么说，我很是疑惑：“办公室人不少，怎么轮得到我来写？”周书记见我没有应答，直接说出了原由：“我看过你写的学《毛选》体会，条理清晰，有内容，有思想。水平在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之上。这次小结就由你来写。”

原来，厂里大批工人是竹器行业转来的，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机械制造基础，做汽配十分困难。但是全厂上下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保证了新产品按时上马。

我尽所能，花了一天多时间，把文章写好了。周书记看了很滿意。当面夸奖我：“不错！不错！”

开会那天，周书记特意叫我去参加。他的发言，声音宏亮，口齿清晰，讲得绘声绘色。发言结束后，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后来，又帮厂里写过几次小结。为此，我在公司宣传一条线，有了稍许名气。

一天，老组长给了我一份通知，我打开一看，是脱产三个月，参加公司举办的《机械培训班》。周书记明知道我是模具工，却给我学机械知识的机会，内心很是感激。

在培训班，我认识了很多同行，其中有公司的团委书记李永桢。

到九厂没两年，上级作了重新布局：把九厂并给二厂。正当全厂热火朝天搬迁的时候，我却接到了意想不到的通知：“借调到局宣传处三个月。”我不但懵了，而且内心诚惶诚恐：“一个普通的生产工人，怎么会借调到局级机关？”虽然想不通，但还是去报到了。

这些日子里，我在局宣传处遇到了：文革前上海党校哲学教研组组长，还有陈汉楚和范处长等老同志。他们在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偶尔会对我指导一二，让我受益匪浅。

三个月时间快到了。周书记来找我，他对我说了实话：“把你借到局宣传处，是考虑到两厂合并，我要重新安排工作。如果还当一把手，三个月后，我带你走。现在分配我当副职，就不能带你走了。”说完，一脸无奈和遗憾。我虽然没能跟周书记走，但是他对我的信任，还是让我蛮感动的。

我曾有过生不逢时的想法，还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在前途迷茫的时候，遇到了周书记。他对我的赏识，让我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前进的动力。他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我怎么也不会忘记他。

1972年底我到车配二厂报到，分在四车间模具组。

才几个月，我被调到厂工会，搞政宣工作。

刚调上去时，模具组的师傅们对油管模具还不熟悉。模具意外损坏了，组长叫我去帮忙搶修，我当然义不容辞。搶修完成，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我疲惫不堪，还流了不少鼻血。正巧被厂党委书记（沈全福）看见了，他嘱咐我：“赶紧洗洗，回家休息！”话声虽然有些生硬，但却能体会到对我的关心。

不久，沈书记让我去局党校上马列著作培训班。

培训班的班主任兼辅导老师叫仲雷，是原华东军区的高级干部。班级还另外配了辅导老师，刘力行教授。他是原社会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教授，著名史学者。

三个月的时间，每星期六天，每天八个小时，我们只学习、讨论一本书。书是恩格斯写的，名字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只有薄薄的47面。

老师要求我们逐段逐句的学习全文，力求把每个字弄懂弄通。我们上课非常认真，连一分钟也不浪费。

以前，我自学过《反杜林论》、《资本论》第一卷；还自学了《简明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教材》，要说掌握知识的效果，都比不上这三个月。

回厂后，我用学到的知识，给厂里青年进行辅导。

后来，我又几次去局党校参加短期培训班。由于我学习认真，党校领导安排我谈学习体会。对象是企业的厂长、书记。记得有一次，我谈了学习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写的《原强》的体会。

局党校还会组织学员写文章，我的文章曾被选中，登在党校的刊物上。

我夫人也在二厂工作。1973年6月，儿子呱呱坠地。

她在和同事闲聊中抱怨：“路太远了，上下班不方便了。”想不到，没几天，后勤部门通知我：“宿舍给你们挪好了，可以搬进去住。”原来，厂里有两间宿舍，供单身汉住。为了给我们腾位子，安排他们并成一间。当时我脑子单纯，觉得能住宿舍，免除了上下班挤车之苦，何乐而不为？忽视了：被合并到一间的员工的利益。

腊月天，我路过车间前的空地，发现有一群人围着看什么。我也凑上去，看到一个用钢管焊成的床架，上面贴了一张“大字报”，醒目地写着：“大家看看，厂领导竟然用公家材料为行政干部做床架……”（大概內容）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炸开了。“这张大字报，名义上对着领导，实际上还牵连着我。我们三个人，在宿舍里睡的是一张三尺半的床，实在有点挤。铁床架是四尺半，一定是为我们做的。”

我的第一反应：“还是去当工人吧！这样不为难领导，自己也不别扭。再说我搞政工难有出息。”又一想：“下车间当工人，不明情况的人见了，会认为我犯了错误。”于是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换厂”。

我向沈书记提出调厂的请求。当时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正在迅猛开展。那张大字报给领导的压力不小。在那种情况下，沈书记同意了我换厂。

沈书记是我人生路上碰到的第二个贵人。他把我从工人提拔成宣传干部，还让我上党校培训。这段时间，我迅速提高了马列主义哲学水平，提高了思想认识，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商调到了车配六厂。一天，机修陈师傅告诉我：“浮动镗刀很适合我们厂用，但刀体、刀排孔的制造要求极高：它们是活动配合，间隙不得大于二絲（头发絲的四分之一）。我听了心里痒痒的：“厂里没有高精度机床，但凭我手上的功夫，应该可以制造出来。”

没有任何资料，凭借陈师傅的叙述，我便动起手来。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我设计并制造成功了浮动镗刀和刀排。经试用，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孔的质量，而且减轻了工人操作的强度。

不久，我当上四具（模具、夾具、刀具、量具）组组长。正巧，此时厂里250发动机上马。这种发动机有一千多个零件。单是要开的模具就有一百多付。包括锻模，浇铸模，失腊浇铸模，压铸模，冲压模等。不但种类多，而且有的精度还相当高。

开始，厂里不放心我们的开模技术，把形状复杂的外壳模具，包给外厂开制。意外的是：外面的师傅并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我把外壳模具接了过来，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制造。从此，领导了解了我的开模水平。

1981年，我带着全体组员，（几个青年和我一样，过年也只休息了二天），用了四个月不到的时间，完成了所有模具、㚒具和专用量具的制造。保证了新产品上马。为此，四具组1981年和1983年两度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称号。

想不到，就在那个时候，公司团委李永桢书记，调到了六厂。记得那天厂里开调度会。我到场时，会议室已经坐了不少人。刚进会议室，就听见有人和我打招呼：“道轨，好久不见了。”声音有点熟，顺着声音看去，正面主位上，右边坐的是厂长，左边是公司团委书记李永桢。李书记边上坐着一个陌生人，像是公司领导。我赶紧回答：“李书记，好久不见了，你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厂长听了好奇地问：“你认识李书记？”我说：“我们是机械培训班的同学。”李书记笑笑，示意我坐下。

人到得差不多了，公司领导宣布：“任命李永桢同志为车配六厂书记……”没等公司领导说完，我使劲鼓掌。吴厂长也鼓起掌来。接着，李书记作了简短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