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唐太宗李世民，大多人第一反应都是贞观之治、天可汗这些标签，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个资深乐舞爱好者。但有意思的是，好多沉迷爱好的帝王都落了荒淫误国的骂名，李世民偏偏能做到爱而不迷，这事儿背后其实挺值得说道。
古代的读书人跟政治家，向来都把礼乐当成评判国家治乱的标准。这里说的礼，就是各种场合要守的规矩，大到国家祭祀外交，小到老百姓婚丧嫁娶，都有对应的讲究。乐就是配合礼的音乐舞蹈，缺了乐，礼就算不上完整。
早在《乐记》里就有说法，治世的音乐安闲快乐，对应政治平和，乱世的音乐怨愤，说明政治出了问题，亡国的音乐满是哀思，说明百姓困苦，音乐跟政治本来就是相通的。这套说法成了儒家的主流观点，千百年来的读书人都奉若信条。李世民推崇儒学，自然也清楚这套理论。
李世民坐稳江山之后，就在给名儒萧德信的信里说，现在天下太平，打算建礼作乐，偃武修文。要走儒家王道治国的路子，礼乐就是文治绕不开的内容，既是规范社会的手段，也是彰显太平的方式。所以他上位没几年，就开始张罗着整理修订乐舞。
贞观二年，李世民亲自主持修订的《大唐雅乐》完成，这是唐朝统一之后文化整合的必然结果。贞观六年，他又下令让褚亮、虞世南、魏征这帮人，结合大唐的发展情况创制新的贞观新乐。南北朝分裂那么久，音乐分南北，南方是梁陈的南乐，北方是周齐的北曲，唐朝统一后，李世民直接顺应趋势把南北胡汉音乐融合到一起，还给新乐注入了积极健康的内容，直接带动了唐代乐舞的繁荣。
很多人只知道李世民推动了乐舞发展，却不知道他对音乐的看法，跟当时大部分君臣都不一样。贞观二年刚做成《大唐雅乐》，李世民跟群臣聊起音乐的作用。御史大夫杜淹就说，南朝齐陈快亡国的时候，出了《伴侣曲》《玉树后庭花》，都是亡国之音，之前朝代灭亡，其实就是音乐闹的。
换作别的笃信儒家那套理论的皇帝，说不定就顺着杜淹的话，禁一波音乐彰显自己清醒，还能落个防微杜渐的好名声。可李世民根本不吃这套，他没有全盘接受儒家的礼乐说法，反而从音乐本身出发剖析它的作用。他说，音乐确实能影响人的情绪，但喜怒哀乐根本不是音乐本身带来的，全看听的人心里本来是什么情绪。
这话刚说完，魏征就立马附和，说陛下说得对，音乐的作用本来就在人和，不在声音本身。李世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这个说法放到现在都挺有道理，还能看出贞观君臣的民本思想。李世民整理创制乐舞的时候，一直没丢政治家的清醒，始终把人和当成乐舞的最终目的。
贞观七年正月，李世民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朝中大臣。宫廷宴会自然少不了乐舞表演，刚好演奏到《七德舞》的时候，太常卿萧瑀站出来说话。萧瑀说，《破阵乐舞》天下人都知道，但是还没完全展现陛下的功德，当初打刘武周、薛举这些割据势力，不如把他们战败被擒的样子加到舞里，更能显出陛下的功绩。
换作好大喜功的皇帝，听到这种递到跟前的台阶，估计想都不想就答应了，刚好能当着满朝文武显摆自己打天下的厉害。可李世民转头就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说，刘武周这些人的旧部，现在很多都是大唐的臣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展现他们旧主的狼狈模样，我不忍心这么做。
这事儿真的能看出李世民的格局，要是真按萧瑀说的改，本来已经归降的臣子心里肯定会有芥蒂，本来和睦的朝堂也会生出隔阂，完全不符合乐舞追求人和的目的，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哪怕是这么一件不起眼的乐舞小事，李世民都能从整个大局出发，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或者爱好损伤整体的团结。
说白了，李世民爱乐舞，从来不是把它当成用来放纵享受的私藏爱好，而是把它当成文治的一部分。他拎得清爱好和治国的轻重，哪怕自己喜欢，也从来不会被爱好牵着走，做事情永远把家国大局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他能爱而不迷的核心原因，也是他能成为千古一帝的过人之处。
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隋书》，中华书局 《旧唐书》，中华书局 《新唐书》，中华书局 《贞观政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