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安徽安庆，一位身着长衫、戴着金丝圆框眼镜的学者，被押进省府后院。
他还因此获得一个“民国第一狂人”的称号，可真正耐人寻味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冲突之后他从狱中全身而退。
刘家虽非显赫官宦，却家资丰厚，经营有方，父亲刘南田做生意，却并不满身铜臭，反倒格外看重子女教育。
十七岁那年，他只身前往芜湖，进入安徽公学求学，那里云集了一批后来改变中国思想格局的人物。
讲台上，陈独秀神采飞扬，谈民主、谈科学，言辞激烈；另一边，刘师培治经论史，学术严谨，又带着反清的锋芒。
陈独秀的激进与刘师培的博雅，在他心中激起共鸣，他开始厌恶陈腐的家族礼法，厌恶束缚思想的枷锁。
1907年，他秘密加入同盟会，那一年，他不过十八岁。
两年后，他东渡日本，在那里，他拜入章太炎门下，章太炎治学严谨，性情刚烈，对弟子要求极高。
他决定退一步，回国后，他走进北大讲坛，讲台上，他不再是激愤的革命青年，而是严谨的学者。
他开始埋头校勘《淮南子》，反复推敲字句，查阅版本，夜以继日，在旁人看来，从政治热血到学术钻研，是一种“降温”，可在他心里，这恰恰是另一种革命。
他初到安庆时，学校尚在筹建阶段，经费紧张，师资参差，外界阻力不断。
他选聘教师，强调学术自由；制定校规，反对行政干预；面对学生，则主张“严而有度”。
1928年11月23日晚，安徽大学隔壁的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校庆晚会，节目热闹，灯火通明。
部分安大学生得知后，前去围观，起初只是年轻人的好奇与热闹，可随着人数增多，场面渐渐失控。
女中方面要求出示请柬，部分学生被拒之门外，有人起哄，有人推搡，电闸被拉下，现场陷入黑暗。
混乱之中，个别学生情绪失控，砸窗毁门，甚至与女中师生发生冲突，警察赶来，事态才得以平息。
第二天，女中方面要求严惩肇事学生，尤其点名要开除为首者。
事情并非表面那般简单，安大与女中之间，长期存在教育资源与人事纷争；校园内也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团体活动，某些人刻意煽动，借机扩大冲突，并非不可能。
他隐隐觉得，这场风波背后或有政治推手，因此，当女中与教育厅要求“立即开除”时，他拒绝了。
“学生犯错，应当教育，但不可草率毁其前途。”
会面那日，蒋介石坐在上首，开口便责问：“学生夜毁女校，扰乱秩序，你这个校长如何负责？”
蒋介石语气陡然严厉：“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他与孙中山在东京共事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怒火在胸中翻涌，他脱口而出：
“提起总理，我与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是谁，若我是学阀，你就是新军阀。”
一句话，蒋介石脸色骤变，“新军阀”四字，直戳权力软肋。
在那个时代，军阀是人人唾弃的象征，蒋介石苦心经营“革命正统”的形象，如今却被当面扣上这顶帽子。
消息迅速传开，安大学生群情激愤，发起请愿；安徽教育界联名具呈；北平、上海的学界名流也纷纷关注。
临别之际，他挥毫写下一副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嫉恶真推祢正平。”
嵇康、祢衡，皆是古代不肯低头的狂士，章太炎此联，不只是褒奖，更是盖棺定论，自此，“狂人”之名不胫而走。
在清华园的讲坛上，他依旧是那副长衫装束，手持竹制旱烟袋，讲课从不按铃声收尾。
兴之所至，便延长半小时；若心情不佳，也可能提前结束，学生们却甘之如饴。
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他随清华、北大南迁至昆明，进入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他讲课更显随性，曾有一次，他约学生在月夜讲《月赋》，借皓月清辉吟诵谢庄辞章。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课堂依旧，书卷依旧。
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事务讨论，身份变了，时代变了，他却没有改变讲书的方式。
晚年的他，少了锋芒，多了沉静，学生回忆，他仍旧一边抽旱烟，一边讲《庄子》，神情专注，语气自负却诚恳。
1958年夏，病榻之上，他的生命渐近终点。
他的一生，或许争议不断，却从未失去立场，嬉笑怒骂之间，守住的是读书人的底线。
当历史风云散去，人们回望那个长衫身影时，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敢骂蒋介石的“狂人”，更是一位在民族危亡与时代转折中始终站直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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