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润如玉的中年文官,为了保住在位的吴越王钱弘倧,在一场政变中从容赴死,他的名字就是-水丘昭券。
在剧里,他死的悲壮,死的凄美。但是,如果翻开《资治通鉴》、翻开《十国春秋》你会发现,水丘债券的结局根本不是什么“凄美”,而是赤裸裸的屠宰。没有遗言,没有全尸,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那一夜,是整个五代十国时期最令人作呕、最令人绝望的时刻之一,你会感到文明在野蛮面前被生吞活剥。
吴越国,像一间风光旖旎的豪华VIP休息室,而水丘昭券,就是这座休息室最体面的大总管。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哪怕你是个满腹经纶的君子,哪怕你手里拿的是太祖钱镠赐予的丹书铁券,只要门外那些杀红眼的强盗冲进来,或者你身边的保镖突然变成了强盗,那么这个所谓的“天堂”,瞬间就变成一个无路可逃的停尸房。
她是吴越王室的母族至亲。武肃王钱镠的祖母、母亲皆出自水丘氏,是吴越过根正苗红的核心国戚,地位尊崇,无人可及。但历史最扎心的地方就在于此:杀他的,恰恰是就是他眼里的“自己人”。彼时的吴越国,吴越王钱弘倧刚刚即位,保驾护航的正是“带头大哥是胡进思”。如果说水丘昭券是“文明”的代名词,那么胡进思就是“野蛮”的具像化。
在这个故事里,水丘昭券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高估了规矩的力量,低估了人性的贪婪。所以当这帮军头开始居功自傲时,水丘昭券站了出来,我们可以想象的到:一边是刚刚把你扶上王位等着分蛋糕的军阀,一边是衣冠楚楚,引经据典、想要维护朝廷法度的文官君子,这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生存逻辑之间的碰撞。更因为,这里是五代十国,在这个时代,“道理”通常讲不过“刀子”。
那个年轻的君王钱弘倧,面对手握重兵的胡进思,是害怕的。史书记载,钱弘倧对胡进思,是“优容之”。整个朝堂上,唯一一个不忍的人就是水丘昭券,他就像一只误入狼群的鹤,以为凭借自己高贵的血统,优雅的姿态和正义的鸣叫,能让狼群感到羞愧,或者至少能让狼群有所收敛。殊不知,在狼的眼里,这种优雅和高贵的肉质最为鲜美。
悲剧的爆发往往是一件小事,按照史料的草蛇灰线,胡进思虽然立有大功,但他的胃口是填不满的,当时整个杭州的防务都落入了胡进思的手里。这时候,水丘昭券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胡进思在提出过分要求时,水丘昭券行驶了她作为重臣的权利-驳回。不仅如此,他还用文人的风骨,狠狠地羞辱了胡进思。对于胡进思来讲,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当中打脸,如果不报复回去,以后怎么树立军威?所以,水丘昭券必须死,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胡进思“暴发户”最大的讽刺和威胁。
后汉天福十二年除夕夜,这注定是杭州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那一天,胡进思一身戎装,带着一群全副武装的甲士,直接闯进王宫,注意是闯,此时的吴越王钱弘倧正在内殿,听到外面的动静,吓得脸色苍白。胡进思来了,他没有下跪,没有行礼,他只是冷冷地看着钱弘倧,抛出了一句让人魂飞魄散的话:水丘昭券那个老家伙,一直在兴风作浪,如果不杀他,国家将不得安宁,请大王下令,杀了他。杀气布满大殿,就像是给这个年轻的君王下最后的通牒,今天要么水丘昭券死,要么咱就换个大王。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钱弘倧的第一反应是拒绝,胡进思不再废话,直接转身挥了挥手,这一挥手,就意味着,吴越国最后的遮羞布被彻底撕碎。士兵们冲了出去,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水丘昭券。此时的水丘昭券,或许还在挑灯夜读,完全不知道,死神已经站在了家门口。当大门被撞开,明晃晃的钢刀架在脖子上时,水丘昭券并没有恐惧,作为一个读圣贤书的人,应该无数次想过自己赴死的场景。但是他绝对想不到,不是为国捐躯 战死沙场,而是以这样一个备受屈辱的方式走向死亡。
史书记载:锁闭宫门,即日杀之。简练而又恐怖的八个字。刀光一闪,人头落地,亦或是更惨烈的乱刀砍死。这是五代十国时期最至暗的时刻,这不仅仅是一个官员的死亡,这是“斯文扫地”最具体的画面。
当水丘昭券的死讯传出后,让人心脏骤停的不是百姓的哭喊,不是百官的愤怒,而是来自凶手家人的一句话:“它人犹可杀,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细品三遍,字字诛心。为什么?
因为,坏人的家属都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谁是小人,谁是君子;“他人犹可杀”,在这一家人眼里,除了君子,其他人的生命就如草芥,这种对生命的漠视,才是这个乱世的底色;既然知道他是君子,为什么要杀?这是一道无解题,连杀你的人都知道你是君子,你是好人,但是为了利益、为了权利、你必须死。这番惋惜比朋友的眼泪更诛心。
当钱弘俶听闻水丘昭券的死讯时,悲痛欲绝,他当即在宫中设灵堂,亲自撰写祭文,对这位君子满怀愧疚,后来更是直接诛杀了邀功的叛党,用行动告慰了水丘昭券的在天之灵。当时的情况下,钱弘俶无法替水丘昭券讨回公道,因此只能隐忍,这是一份残酷的成长礼,水丘昭券用人头给这位吴越君王上了最后一堂课,在这个乱世,你要活下去,要保护想保护的人,只能比野兽更隐忍,比魔鬼更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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