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从整体观上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内容十分广博。除医学外，还记载了古代哲学、天文学、气象学、物候学、生物学、地理学、数学、社会学、心理学、音律学等内容，并将这些知识渗透到医学中，使该书成为以医学为主体、涉及多学科的著作。
《黄帝内经》有三大悬案——何人写的？写于何时？写于何地？
我们曾经指出，《黄帝内经》是对扁鹊医学的解读，属于“科普读物”“教师讲稿”。 书中“黄帝”是““伪托”化名”，不是黄帝真人，是便于生动有趣阐述医学道理，提高社会重视度和影响力。 研究表明，《素问》《灵枢》就是早已失传的《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但仓公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大量改编。 成都老官山出土的《天回医简》是重要的实物依据，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重要的文献证据。
关于《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先秦时期、战国时期、西汉时期。学术界认为成书于西汉可能性最大。明代郎瑛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问》产生于西汉时期。
《黄帝内经》写于何地？也是学界探讨的焦点。传统观点多将其与中原文化紧密联系。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历史文献研究与地域文化证据表明，四川盆地极有可能是这部医学元典孕育和成书的重要舞台。这个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考古实物、药材地理、历史传说与文献记载的多重证据链。
一、从濛溪河遗址的重大发现看“本草”源头
2024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距今约8万至6万年前的窗口。这个被誉为“旧石器时代资源宝库”的遗址，不仅出土了全球最早的花椒证据，还发现了接骨草、筋骨草等药用植物遗存。这些发现意义非凡，它们将古人类对植物资源（包括调味与药用）的认知和利用历史大幅提前。花椒，这个川菜的灵魂调料，其利用史可追溯至6万年前；而接骨草等具有活血化瘀、疗伤功效的植物的集中出现，表明远古四川盆地的先民已有原始的医药知识。这为后世中医理论的产生，埋下了最早的实践种子。
二、从川药与经方发现药材地理的高度契合
《黄帝内经》以理论见长，但其思想根植于丰富的药物实践。巴蜀大地孕育了9055种中医资源，86种道地药材，数量与种类均居全国前列。四川盆地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川产道地药材如川芎、川贝母、川黄连、附子、花椒等闻名遐迩。将《黄帝内经》中提及的药材与四川特产药材对比，可以发现大量重合。更重要的是，四川复杂多样的地形和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了从高山到河谷异常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这为“尝百草”、归纳药性提供了绝佳的自然实验室。成都平原作为盆地中心，水网密布、物产丰饶、气候宜人，这种“天府之国”的生态环境，与《黄帝内经》中崇尚“天人相应”、讲究阴阳平衡、顺应四时养生的核心思想所描述的理想生存环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三、文史研究寻找黄帝、颛顼与岐伯的四川联结
一系列历史传说与地方研究将中华人文始祖与四川盆地紧密相连。
黄帝出生于四川。黄帝家族与古蜀地关系密切。根据《山海经》等古籍记载及学者考证，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被认为位于四川岷山区域。
颛顼在四川盆地。黄帝之孙、五帝之一的颛顼（高阳氏），据《史记》记载“降居若水”（若水即雅砻江），其活动范围也在四川盆地西部。
岐伯与嫘祖在盐亭。被尊为“医祖”的岐伯，作为黄帝的医学导师，《黄帝内经》以“黄帝问，岐伯答”的对话体写成。大量地方史料和研究指出，岐伯故里在今天的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同样，黄帝元妃、蚕桑发明者嫘祖的故里也被广泛认同在盐亭。盐亭因此被誉为“嫘祖故里，岐伯之乡”。
蜀山氏在四川。“蜀山氏”是古蜀国的早期称谓，昌意（黄帝之子）娶蜀山氏女昌仆而生颛顼，这进一步巩固了黄帝家族与古蜀的血缘和政治联盟。
这些传说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共同勾勒出一幅上古时期重要人物在四川盆地频繁活动的图景，为《黄帝内经》可能在此地由黄帝与岐伯等探讨、总结而成，提供了深厚的人文背景。2018年11月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珍藏版《黄帝内经》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四、天回医简是汉代蜀地医学鼎盛的实证
2012年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天回医简”，是新中国迄今发现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的汉代医学简书。经研究，这批医简被认定为失传的扁鹊学派医书，其抄写年代早于《黄帝内经》成书。医简中记载了成熟的医学理论、诊断方法和大量方剂，证明在西汉早期甚至更早，四川地区已存在高度发达的医学体系。而《黄帝内经》可能是在扁鹊医学（即天回医简所代表体系）基础上，经过整理、阐释而成的“科普读物”。天回医简的出土，以实物证据表明成都地区在汉代已是医学重镇，拥有传承和创作高级医学文献的土壤与能力。
五、四川具有名医辈出的沃土
四川历史上名医辈出，如宋代著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唐慎微（蜀州晋原人），清代著名医学家张骥等。这种深厚的医学传统并非偶然，它与四川丰富的药材资源、独特的盆地生态以及可能自上古时期就延续下来的医学探索精神一脉相承。
六、国内学者观点的汇聚
四川盆地的考古表明，有距今240万年的巫峡人、距今35万年的遂宁桃花河遗址、距今20万年的稻城皮诺遗址和眉山坛罐山遗址，还有距今8万年～6万年的资阳濛溪河遗址群、距今3.5万年的资阳人、距今2万年的濛阳五块石遗址、距今1.3万年的成都羊子山古祭台、距今6千年的茂县营盘山古城遗址和距今4.7千年的大邑高山古城遗址、距今4.5千年的“宝墩文化”等等。著名文史学者宋翔认为，四川盆地是华夏文明的母体，《山海经》和《诗经》写于四川，黄帝、嫘祖、岐伯等重要人物均与蜀地密切相关。大邑地方史专家张支富等长期关注并论证黄帝、颛顼、大禹与四川的渊源，认为大邑是大禹早期活动基地。这些研究虽多在地方文化或民间史学范畴，但为“黄帝内经可能写于四川盆地”的假说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和视角。由政协四川省委员会编写、由天地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的《川药》卷，对此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我们认为，川药是“顺应天时、调和阴阳”的东方智慧。“《黄帝内经》可能写于四川盆地”这一观点，拥有一个从考古发现到地理物产，从历史传说到出土文献，从人物地缘到学术传承的立体证据网络。资阳濛溪河遗址揭示了远古的药学萌芽；四川得天独厚的药材资源与生态环境为医学实践提供了天然宝库；黄帝、颛顼、大禹、岐伯、嫘祖等关键人物与四川的深厚渊源，构成了理论创作的人物核心；成都天回医简实证了汉代蜀地医学的辉煌高度。尽管《黄帝内经》的最终成书是漫长历史时期多人智慧的结晶，但四川盆地极有可能在其思想孕育、材料积累乃至早期编纂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重新审视四川盆地在中华早期文明特别是医学起源中的地位，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多元解读，更是对巴蜀文化深厚底蕴的一次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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